1935年春，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威信，在扎西召开系列会议，作出遵义会议之后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同年5月，三万余名红军在皎平渡船工帮助下渡过金沙天险，彻底甩掉数十万追兵。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转战乌蒙、横扫滇西，从丽江石鼓抢渡金沙，又走进中甸藏乡，把党的主张和纪律留在了云岭深处。两段征途，一片红土，既凝聚着危局中破局的战略智慧，也浸透着各族群众生死相托的深情。

扎西会议对军事领导的重塑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但军事指挥权的交接并非一蹴而就。真正推动这场转折落地生根的，是1935年2月5日至10日中央政治局在威信境内水田寨花房子、大河滩庄子上、扎西江西会馆等召开的一系列会议，后来统称为“扎西会议”。

几次会议紧凑而果决：完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负总责，周恩来为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人、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并传达到全军；根据敌情变化，果断放弃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决定在川黔滇边机动作战、缩编部队、回师黔北。从组织分工到决议传达，从部队整编到战略回师，扎西会议把遵义会议的决策真正落到了实处。

扎西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和完成，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未来得及解决的组织路线问题，终结了“左”的错误在军事上的领导。扎西整编后，毛泽东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取得遵义战役的胜利，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这正是军事领导新的体制形成后赋予红军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首次重大成果。

运动战的经典篇章

1935年1月至3月，红军在川黔滇交界四次横渡赤水河。一渡赤水西进扎西，就地休整并召开扎西会议；二渡赤水突然东返，奇袭娄山关、再占遵义城，打赢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仗，毛泽东战后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名句；三渡赤水再进川南，摆出北渡长江姿态，把国民党各路军队尽数调往川南；四渡赤水又突然折返，南渡乌江、兵锋直指贵阳。

四渡赤水的精髓在于“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不足三万人的红军，在四十万大军的缝隙里来回穿插，让蒋介石的“围剿”部署一次次落空。当红军兵临贵阳城下，正在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孙渡部“救驾”——这正是毛泽东真正的用意：调虎离山。滇军主力东调，云南境内空虚，红军随即以日行百余里的速度向西疾进，直插金沙江畔。1935年5月，刘伯承率先遣队化装进入皎平渡，不费一枪一弹控制渡口。在当地群众帮助下，红军找到六条可用木船。5月3日至9日，三十七名汉、彝、傣各族船工打破“自古金沙不夜渡”的旧规，以“歇人不歇船”的三班轮值方式，七天七夜不间断摆渡，将三万余名红军主力全部送过金沙江。

1936年，红二、红六军团在乌蒙山区同样上演了一出运动战经典。一万余名红军战士在贺龙、任弼时等领导下进入云南彝良、镇雄一带，面对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采取迂回打圈的战术，利用乌蒙山与敌周旋。红军转战一千五百余里，历时一个月，在以则河伏击歼敌先头部队，在镇雄哲庄坝截击敌军给以重创，在宣威虎头山痛击敌人，完成了乌蒙回旋战的壮举。红军从普渡河撤回后，贺龙又命令红六师原路返回，在六甲阻击追敌，经激烈战斗重创滇军，歼敌近千人。六甲战斗是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过云南中极为激烈的一次阻击战，吓得龙云从此再不敢对红军紧跟追赶，红军从此得以较为顺利地大踏步挺进滇西。

红军长征的运动战实践，充分展现了机动灵活战略战术的巨大威力。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在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中穿插迂回，变被动为主动；红二、红六军团乌蒙回旋，在敌军重兵合围中转战千里，化险为夷。两次经典战例，都体现了“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法精髓——不与强敌正面硬拼，而是以高度机动灵活的行动，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寻歼敌人薄弱环节。这种战略战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长期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的宝贵经验，也是红军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革命火种扎根云岭

中央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过云南，经过8个地市的34个县，所到之处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纲领和政治主张，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浮财”斗争，在各族人民中播下了革命火种，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云南的传播，为以后党在云南领导的革命斗争起了示范作用。

1935年2月，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短短十一天便有三千余人参军。时任中革军委二局译电员戴镜元在《长征回忆》中记载：“在扎西一带，我们又扩大了红军三千多人。”陆定一、贾拓夫在长征途中创作的《长征歌》，也留下了“扩大红军三千几”的歌词。威信当时全县人口不足五万，这三千余名青年大多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幸存返乡者不足十人。如今扎西会议纪念馆英雄墙上，镌刻着三千九百多名本地参军烈士的姓名。红军在扎西地区严守群众纪律，大雪中露宿街巷而不入民宅，开仓分粮救济贫苦百姓，用实际行动扭转了国民党造谣抹黑造成的误解。

红军在云南的革命活动，对云南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和后来的武装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云南一些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主动寻找红军，汇报云南的情况，反映了他们对恢复重建党组织的渴望。在红军革命精神的影响下，中共楚雄组织领导武装暴动，建立“楚双峨易”游击大队，开展武装斗争；武定山区的彝汉贫苦农民举行了近千人的反土司武装斗争；宣威爆发了陶永昌等领导的农民暴动；中甸县上江、金江等地区的农民群众揭竿而起，发动了纳西、白、傈僳族人民一千多人参加的起义。解放战争时期全省发动大规模武装斗争后，红军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以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都对云南人民武装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红军还对滇军上层开展了统战工作。红二、红六军团领导人萧克、王震、李达及随红军长征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周素园、邓止戈等都曾给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和孙渡、安恩溥等滇军将领写信，晓以抗日救国大义。一些具有爱国进步思想的滇军将领如张冲等，从此确定了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逐步走上了投身革命的光明道路。这些工作，对后来云南各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积极影响，也为后来滇军出师抗战埋下了伏笔。

云南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省份。为了宣传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途经中甸（今香格里拉），进入藏族聚居区。因国民党事先散布谣言，噶丹·松赞林寺僧众纷纷上山躲避。贺龙严令部队不进寺庙、不扰僧众、尊重藏族风俗习惯，亲笔致信寺院八大老僧承诺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并赠送题写“兴盛番族”四字的红色绸缎锦幛。僧众被红军的真诚与纪律打动，主动打开寺仓，向红军出售六万余斤青稞及大量红糖、食盐等紧缺物资，还派熟悉山路的藏族僧人担任向导，协助红军翻越海拔五千余米的雪山。这面锦幛如今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央红军留下的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还发展了一支坚持斗争12年的武装——红军川滇黔游击纵队云南支队。1936年9月在威信郭家坟正式成立，支队长殷禄才、政委陈华久率部在川滇边境开展游击战，先后取得六次反“围剿”胜利，发展到四百余人、下辖八个大队。1947年，殷禄才、陈华久先后壮烈牺牲。中央红军留在边区的这一支坚持到解放战争时期的红军武装，为云南的解放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长征精神的历史启示

从遵义到扎西，红军之所以能一次次转危为安，根本在于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面对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毛泽东等人不拘泥于既定计划，而是随着战场态势灵活调整——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每一步都建立在准确的敌情判断之上。扎西会议根据敌情变化果断放弃北渡长江的原定计划，作出回师黔北的重大决策，正是这种求实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精神，对于今天应对复杂局面、破解发展难题，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渡赤水和乌蒙回旋战，是红军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经典之作。三万人的中央红军在四十万大军的缝隙里来回穿插，红二、红六军团一万余人在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中迂回打圈一千五百余里，声东击西、避实就虚，让敌人的“围剿”部署一次次落空。这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法，体现了高超的军事智慧和战略定力。在复杂多变的斗争环境中，保持战略灵活性，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扎西扩红热潮、皎平渡船工七天七夜摆渡、红军云南支队十二年坚守，无不印证着群众路线的巨大威力。“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红军之所以能赢得各族群众的拥护，根本在于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从扎西的开仓分粮到皎平渡官兵先让船工吃饱，从尊重各族群众风俗到与百姓生死相依，这种以心换心、以命相托的关系，正是对这句话最深刻的历史诠释。

中甸松赞林寺的佳话，是党的民族政策在民族地区一次有力的早期实践。朱德以总司令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红军沿途书写民族团结标语，处处严格遵守民族政策。尊重风俗、以诚取信——这些宝贵经验，成为党的民族政策的实践基础，对今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仍有启示价值。

威信三千九百多名烈士、殷禄才和陈华久等革命先烈十二年的坚守，彰显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在生死考验面前，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根本在于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信仰。这种精神力量，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动力，也是今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今天回望这段历程，不只为缅怀先烈的丰功伟绩，更为从中汲取前行的智慧和力量——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维护民族团结，传承红色基因，为谱写好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篇章而不懈奋斗。

（供稿：王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