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指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向深度贫困堡垒发起总攻,啃下了最难啃的‘硬骨头'。历经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与此同时,云南全省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8502个贫困村全部出列,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整体脱贫,困扰云南千百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改革开放40多年来,云南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着力于扶贫开发与脱贫攻坚，探索并走出了一条具有云南特点的脱贫攻坚之路,在此过程中体现和反映了云南脱贫攻坚独特的历史特点。

一、解决温饱的长期性

解决温饱一直以来是扶贫工作中首要历史任务。1949年,全省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在温饱线上挣扎。1978年,全省2000多万贫困人口中绝大多数温饱无保障。1986年3月，省委、省政府《关于切实加强贫困地区工作,尽快解决温饱问题的决定》指出，全省还有400万到600万人口的地方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人口中的贫困面还相当大,有数百万少数民族人口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1989年,全省解决温饱问题的人口320万人,占1985年确定的未解决温饱问题人口的65%。1986至1996年的10年中解决了500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八五”期间的扶贫工作，仍以稳定解决温饱为重点。1994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旨在从1994至2000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同年，《云南省七七扶贫攻坚计划》旨在力争用7年时间,基本解决云南省73个贫困县农村7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1994至1998年,云南省解决了430万人的温饱问题，全省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还有355万人且贫困程度更深。2000年云南省尚未解决温饱的极端贫困人口有160万人。“十五”期间全省人民生活才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进入小康的历史性跨越。2002至2007年,全省农村276.8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2010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低于785元的深度贫困人口还有160万人。2014年以来，针对全省754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行的“两不愁三保障”的政策基点仍然侧重于解决绝对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对于脱贫标准，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现行扶贫标准能够达到全面小康生活的基本要求,在国际上也是一个高的标准。不能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那样贫困农民就可能会陷入“福利陷阱”,对非贫困人口就会造成“悬崖效应”,不仅难以做到,而且还会留下后遗症。

二、防止返贫的复杂性

历史因素的因袭性和新问题新矛盾的衍生性，决定了消除存量与遏制增量难以实现动态平衡。理想的减贫效果在于实现大幅度减贫的同时，使新的贫困人口的增幅控制在合理期间,但实际效果却并非如此。自1978年以来全省贫困人口总体呈下降趋势,但下降当中有周期性起伏,全省贫困人口1984年为1212万人,1993年为700多万,2000年为1000多万人,2010年为500多万人,2012年为880万人,2019年为570余万人。从扶贫工作的全周期来看,2012年以前的起伏较大，说明20l2年之前在大规模脱贫的同时伴随着的时较大幅度的返贫,减贫的力度、强度与返贫幅度成反比,周期性返贫成为常态。但从2013年实施精准扶贫、2016年脱贫攻坚战后，净脱贫率上升、返贫率急剧下降、巩固率持续提升,到2016年全省未脱贫人口447.62万人,2017年全省贫困人口净脱贫115.5万人,其中,贫困人口脱贫132.2万人，新识别贫困人口5.02万人,返贫人口1.6万人,贫困家庭成员自然增减(出生、嫁入、死亡、嫁出等)等净增10.05万人。脱贫与返贫的边际控制效果,将是今后巩固现行脱贫质量的一个重要参量，即使在脱贫力度空前的脱贫攻坚阶段仍存在返贫致贫风险,至2020年2月,全国已脱贫人口中有近200万人存在返贫风险,边缘人口中有近300万人存在致贫风险，遏制贫困人口增量并将增量控制在合理期间仍是长期性目标任务。

三、攻克堡垒的艰巨性

突破瓶颈与攻克堡垒存在一个长期的历史消化期。对于脱贫攻坚战这一扶贫开发的最后堡垒,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7月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形象地指出:“这就像六盘山是当年红军长征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一样,让全国现有五千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我们打赢脱贫攻坚战必须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随着减贫时间的推移,积至最后的是贫困人口的因袭累积,区域的连片聚集、群体的分化聚合等负面效应。贫困人口分布从当初的面、片、线、点,聚合为区域性堡垒和特殊、特困人群的聚集性堡垒。贫困人口中的坚中之坚、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特中之特当中的那一部分开始显现出来，其中最突出的是减贫人口的“规模瓶颈”。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扶贫攻坚，全省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000多万,到2012年的880万,说明高脱贫率伴随着的是高返贫率，脱贫成效的巩固和提升比脱贫本身更加艰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3月在全国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的:“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扶贫,有两个基本情况。一个是以当时的扶贫标准，贫困人口减到3000万左右就减不动了,另一个是戴贫困县帽子的越扶越多。”由此说明,全国减贫人口的“规模瓶颈”为3000万,而云南省为880万,贫困发生率21.7%，其中,民族地区贫困人口426万人。以党的十八大为限,从1978年至2012年的34年间,全省共减少贫困人口约1120万人,平均每年净减贫约33万人。也同时说明,此时的针对现有贫困人口贫困程度更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扶贫开发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如集革命老区、地震灾区、散杂居民族地区、生态敏感脆弱地区为一体的昭通市,贫困人口占全省贫困人口三分之一,2014年底，全市贫困人口高达184.37万人,2020年实现脱贫摘帽目标,昭通每年要脱贫30万人以上、每天脱贫接近1000人。全省攻坚期的拐点出现在党的十八大召开后相继实施的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力度之大、规模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攻坚的力度、减贫的强度、脱贫的幅度前所未有,历史积累下来的重点、难点、堵点和焦点逐一被攻克。

四、制度创新的突破性

“圣人不期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不因循守旧,不墨守成规,分析目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因此，“处多事之时”不用“寡事之器”,“治急世之民”不用“宽缓之政”。自十八大以来,根据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的实际,先后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羸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同时,云南省相继颁布实施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关于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等文件，州、市、县也相应制定了实施意见。脱贫攻坚政策的制定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都分层分类得以体现，彰显了政策体系的完备性、普惠性、精准性。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采取了许多具有原创性、独特性的重大举措,组织实施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从而使贫因人口,尤其是建档立毕贫困户享受到最具体、最精准的制度红利,提高了贫困群众对脱贫攻坚的普遍性满意度。

五，经验生成的累进性

全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经验集成、规律集成促成实践再创新，不断改革创新扶贫机制和扶贫方式。唯物主义经验论是指导总结和归纳历史经验的基本方法，对于其经验归纳法，马克思指出:“全部科学都是以经验为基础的,是在用于理性的研究方法去整理感官所提供的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这种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

一是注重经验的历史累进。改革开放40多年来，省委、省政府针对全省农村贫困人口的二元结构性贫困、区域性贫困、素质性贫困等特点,因地、因时、因类、因族举措，促进农村扶贫战略从救济式向开发式、从发展援助向人力资源开发转变,不断实现扶贫开发的沿续、渐变和突破。

二是注重经验的再创新。“察其曲而知其全者，执其微以会其通者。”2015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部分省区市扶贫攻坚会上指出:“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手榴弹炸跳蚤不行。”要求按“六个精准”实施精准扶贫。省委、省政府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脱贫攻坚的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结合前期扶贫工作的实践特征,充分总结全省的贫困面、脱贫难度、脱贫成本等基本方面，明确脱贫攻坚的瓶颈、堡垒和突破口,并着力推动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由个别经验上升为一般经验,由一般经验上升为普遍经验,如由开展整乡推进与基层党建“双推进”的经验上升为整县、整州推进,由西畴经验上升到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由独龙江乡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的经验上升到“直过民族”和特少民族的整族推进等,由经验创新促进了实践创新,不断为云南扶贫的经验提炼出基本观点和定性成说,集成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云南经验。

三是注重总结负面经验。“观往者得失之变",吸取负面经验是始终保持历史纠偏能力的必要前提。对历史教训而言,负面经验更具有警示意义和标本作用。“据公理以断众事,设定数以逆求解。”省委、省政府深刻分析党的十八大之前,在大规模减贫的同时所伴随的周期性返贫的经验教训,如之前扶贫开发过程中对贫困户认定的随意性、主观性，造成一定的主观与客观脱离、目标与效果背离的负面效应,在整改中按照“六个精准”的标准进行了重新认定,及时纠正了这一扶贫工作中的焦点问题,从而大大提高了扶贫对象的精准度。

四是注重历史经验的相对价值。“天下有公是，而执是则非；天下有公非,而凡非可是。”辩证看待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的绝对性、相对性,在积极当中看到消极的因素,从消极之中预见积极的倾向,实现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对立统一，掌握推故致新之规律，推进再实践和再创新,从而达到“无泥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的效果。

六,规律把握的集成性

“放象事类以见祸,推原往验以处来事。”从联系性、统一性、整体性和发展性的角度，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从事实背后的事实、真象背后的真象，从个体性、普遍性和特殊性中把握一般规律、特殊规律和普遍规律。主要结合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内在要义,实现“三个统一”:

一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按照党中央精准扶贫、精准帮扶的新要求,此前扶贫开发中囿于当时的贫情民情而对贫闲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采取的非均衡战略以及差异化发展造成的历史局限性愈发明显,因此,有必要对新的历史方位作出深刻调整。针对不平衡、不谐调、不充分的历史积弊，对区域发展战略、人的全面发展战略,提出可能性、可行性与现实性的调整方略,提高脱贫攻坚的集中度、精准性、时效性,逐步使贫困地区与非贫困地区、贫困人口与非贫困人口发展由异质化向同质化转化、差异化向一体化推进。如针对脱贫攻坚这场硬仗中的硬仗,即27个深度贫困县、3539个深度贫困村实施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既强调其瓶颈、短板等外部因素,又注重加大内生动力培育的内部因素,克服外部性,强化内部性,从而抓住了脱贫攻坚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促使全省的脱贫攻坚的质、量、度实现根本性转变;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实现由过去的分散性、零散性向系统性、整体性转变;不让我们一个民族兄弟掉队,实现由一村、一群体向整族脱贫转变,等等。

二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从脱贫攻坚的历史实践中反映推进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新成就的历史必然性,从脱贫攻坚的历史经验和历史规律中提炼出中国实践的理论结晶、中国理论的时代精华,以及回应新时代历史任务,时代主题与时代挑战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如易地扶贫搬迁和转移农村贫因劳动力,2020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1512万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318.2万人,易地扶贫搬迁共150万人，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发展空间的要素重组和人力资源再分配。更具长远意义的是，打破了贫困地区旧的平衡,建立了新的平衡,将极大促进乡村的结构性变革和人力资源的结构性重组。

三是中国特色与云南经验相统一。从云南脱贫攻坚的成功实践中,揭示其历史主力、社会合力、发展动力之源,以合成云南经验,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超大规模发展难题的解决提供云南经验,强化云南经验的“溢出效应”,由云南经验上升为中国模式、甚至世界价值。从而达到“以理揆一,万物一贯”之效，由此推彼、举一反三接续创新。

七、接续发展的差异性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发展路径,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巩固成效与提升质量将存在一个较长的过渡期或巩固期。为此，党中央决定,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对摆脱贫困的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5年过渡期,期间要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逐步实现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平稳过渡。从客观而言，全国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9899万人,2020年实现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但减贫之后的所面临的发展问题将更加持久。作为减贫任务最重的云南省，贫困人口从2012年的880万到2020年实现全部清零，从新发展观的要求看，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将面临三大难题:

一是适应性发展的难题。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着眼于贫困地区和脱贫人口的发展阶段性、发展的差异性与层次性需求。如易地扶贫搬迁中贫困群众大规模跨乡、跨县搬迁安置,其实现城乡人口重构、产业发展结构重组、山区自然生态环境重塑仍存在长期过程。更需重视的是,现代反贫困理论将贫困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生存贫困和发展贫困，在绝对贫困消除后,相对贫困仍然存在，返贫致贫的因素仍然存在。

二是可持续发展的难题。“胜非其难也,持之者其难也。”发展的阶段性主要体现在巩固、提升和可持续三个过程,脱贫人口的生产和生活空间的重建、就业与发展空间的重构、物质与精神空间的重塑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破除区域间的“发展鸿沟”、脱贫人口收入的稳定性、建立精准防贫机制等,都是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难题。

三是高质量发展的难题。对贫困人口而言,增强其内生性因素比克服外部性因素更具根本性意义。贫困地区和脱贫人口实现器物、制度、思想的现代化,尤其是思想的现代化将是一长期过程。1982年,云南省在全国各地区人口素质综合指标排序中列第28位,随着区域综合发展差距的拉大,贫困地区人口素质综合指数,即身体素质指数、文化素质指数、思想观念素质指数与发达地区存在明显差距,同时，根本性、系统性、整体性解决贫困地区的二元结构性贫困,区域性贫困、素质性贫困、阶层性贫困等问题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作者：杨伍荣 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