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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曾被历史忽视的红军队伍
发布时间:2016-08-08 10:26:00 来源:云南党史网

  ——云南游击支队的浴血征程及历史贡献

  张李明

  内容提要: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是一支党直接领导下的地方农民武装。以支队长殷禄才、政委陈华久为代表的、经过党的培养和斗争锻炼的党员干部,始终使这支队伍保持着红军的优良传统和本色;是一支对党忠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队伍,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武装斗争长达12年之久,从不动摇;是一支人民爱戴的武装,他们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他们爱护人民、严肃纪律的光辉事迹被编成歌谣传唱至今,在老区人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云南游击支队英勇顽强、不畏牺牲的战斗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云南各族人民奋勇前进。

  在我们党和军队的历史上,有这样一支红军队伍——云南支队曾被历史忽视,鲜有记载,并且解放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这支队伍还遭受过不公正的待遇,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戴上“土匪”、“反革命”等帽子。①之后的多年里,恢复云南游击支队的本来面目,澄清历史事实真相的工作几经反复、耽搁,直到1984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在各级党组织的重视下、经多方反复查证,最终得到了公正的结论,正式恢复了名誉、落实了政策。

  一、云南支队是党直接领导下的地方人民武装

  红军长征过云南,震撼了祖国边疆这块土地,给苦难深重的云南各族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促进了云南各族人民的觉醒,各地开展了反对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为了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实现扎西会议的战略部署,需要将广大贫困民众组织起来,发展游击战争。

  (一)扎西会议决定建立川滇黔边区革命根据地

  1935年2月初,中央红军在威信县扎西集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扎西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决定由三军团六师政委徐策等5人组成中共川南特委,负责领导游击队及长江以南、金沙江以东广大区域的工作。2月12日,留下组建游击队的红军指战员与红军主力分手之后,与叙永特区游击队在五龙山汇合,组建成立红军川南游击纵队。7月上旬,中央红军北上后,红军川南游击队与黔北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活动于川滇黔边区。特委书记徐策任司令员兼政委。游击队纵队在三省边区积极开展了英勇的武装斗争,主动寻敌作战,有力地配合和策应了中央红军及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②

  (二)殷禄才领导下的地方农民武装

  威信县罗布坳郭家坟村贫苦青年农民殷禄才,饱受封建阶级、土豪劣坤的欺压敲诈,当他得知红军长征进入扎西的消息后,使他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在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争解放”宣传活动的影响下,决心起来反抗。殷禄才邀约二三人在郭家坟酸水井拦截了追堵红军掉队的两名川军,夺取两把刺刀和两袋子弹,开始了农民武装斗争的游击生涯,很快就组织起一支十多人枪的队伍。1935年秋,殷禄才主动找到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和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说明了情况,要求参加革命加入纵队。为了考验殷禄才,纵队司令员刘复初向他讲明了共产党的主张和游击纵队的任务,勉励他继续在本地坚持,积蓄力量,积极开展斗争,并和纵队保持经常联系,传递情报。殷禄才返回郭家坟后,加强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广泛发动群众,以“为穷人打天下”、“打富济贫”为宗旨,继续开展游击活动。1936年4月,殷禄才击毙罗布区和敦乡自卫队大队长、地霸张占云的侄子张发富。6月,殷禄才带领队伍伏击了伪政府的“保商队”,队伍发展到五六十人。同年秋天,殷禄才再次找到纵队,向特委和纵队领导报告了他教育队伍、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以及开展游击活动的情况,并反映了边境一带的敌情动向。通过一年的考察,特委和纵队领导对殷禄才的表现较为满意,便决定将他留队培训,列为重点培养对象。经过纵队党组织一个多月的教育培养和战斗锻炼,殷禄才的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都得到了很大提高,革命信念更加坚定,他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共产党的申请。纵队党委通过慎重研究后决定发展殷禄才入党,特委书记兼纵队司令员刘复初作为殷禄才的介绍人,经过特委会研究,正式批准殷禄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三)云南游击支队的组建。

  为了牵制与打击敌人、配合纵队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秋,特委和纵队领导根据洛柏林特委扩大会积极组建地方革命武装的精神,决定指派殷禄才返回郭家坟,将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扩建改编为“云南游击支队”,正式任命殷禄才为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长,配发10多支枪,指示殷禄才以威信为中心创建郭家坟一带农村根据地。不久,又派红军干部陈华久(又名仲施福,江西寻邬人,原红军政治保卫局五连二排排长,在纵队任中队长)到支队担任支队政治委员,加强了支队党的领导。③据殷禄才入党的介绍人刘复初回忆:“分别时殷禄才向我表态说,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心明眼亮,明确斗争方向,回去后,决不辜负党的教育,部队的培养,组织群众干革命。”④9月初,云南游击支队正式成立。中旬,支队赶赴斑竹塘攻击滇军田营和地方民团,支援纵队转移,配合纵队粉碎了川滇两路敌人的夹击。

  二、云南支队的浴血征程体现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云南支队由一支只有几十人的农民武装发展到近千人的红军游击队,其战斗历程主要分为三个时期⑤,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使用过三个番号:

  第一个时期(1936年秋至1938冬):支队组建发展,配合纵队进行游击斗争。

  这时期,部队番号是“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有五六十人,编成1个大队3个班,大队长由殷禄才兼任。⑥1936年10月,国民党派滇军安恩浦旅田营追堵红军游击纵队的同时,分兵一个连“围剿”郭家坟,殷禄才将队伍撤退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老鹰硐固守。田营围攻20余天未果,遂扬言将群众的民房拆了烧洞,并已开始动手拆房。殷禄才为避免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决定在洞内埋藏部分枪支,隐蔽伤员,带领大部分队员连夜突出重围,将队伍暂时转移到四川珙县腰蹬岩一带活动。1937年1月,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被川滇黔三省反动派重兵“围剿”,主要领导同志相继牺牲,司令员刘复初被捕,云南支队在与上级党组织和纵队失去联系以及极其困难的敌后条件下并没有丧失斗志,而是按照特委和纵队原来的要求、指示,大加强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接收贫苦民众和红军失散人员,对部队进行整编,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原则,相机出击,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

  云南支队日益壮大之势,引起了云南和四川国民党当局的注意。1937年秋。滇川边境各县保安队对云南游击支队进行“围剿”。支队总结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因固守防御而被动挨打的教训,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迅速转移到四川境内去打击敌人后方。在长宁县梅碉场袭击了土豪林道邦、刘兴邦等人的庄园,筹集到部分活动经费。9月,支队联系驻长官司干滩子等地的地方武装,在兴文顶冠山袭击国民党团长罗天祥的家和土豪罗德修,缴获一批物资和枪支,迫使保安团回援。12月,云南支队又进袭兴文五村乡公所,缴获部分弹药,打击了乡团保队的反动气焰。

  第二个时期(1939年春至1943年):巩固发展,积蓄力量,自卫作战。

  1938年春,刘复初经党组织营救出狱,赴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汇报情况后接受任务返回川南,在泸州派原纵队三大队副大队长兰澄清秘密来到郭家坟,向殷禄才、陈华久传达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政策。为了团结抗日,支队将名称改为“川滇黔边区抗日后援军云南游击支队”⑦,有200余人。支队下编小队,小队下编班。云南支队组织民众支援抗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郭家坟、水井坎等边界地方,实行以兵屯田的办法,组织生产劳务活动,平时寓兵于农,战时集中打仗,创造了劳武结合,地方游击与民众力量紧密结合的好形式,活动地区发展到四川的古宋、叙永、筠连。

  1939年初,国民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 蒋介石饬令叙泸保安司令不断派其保安团队发起对边区人民武装的“清剿”。4月上旬,云南支队联络了大雪山一带的地方武装开展自卫还击,以迅猛之势攻打了筠连县巡司区小乐瓦村田栋云(在国民党重庆行辕任少将交警总队长、军统特务)的庄园,毙伤保安队、警察中队及团丁10余名,缴获长短枪80余支、子弹2000多发及一批物资,支队无一伤亡。⑧此战打击了川滇边境地方反动武装的气焰,使保安中队和警察中队不敢妄自到边境横行。12月,珙县绿林武装头目邓楷被民团杀害,云南支队迅速派人教育收编了邓楷的余部。

  1940年10月,川南各县保安队奉令又到川滇边境“清剿”,云南支队自卫出击进行外线作战,转到兴文共乐场,袭击了仗势横行的绅粮大户罗三太,缴了罗家的三支枪和盘剥来的一些钱财物资。1941年秋,支队派出小分队开赴珙县罗星渡杨家沟,严惩了曾杀害过三名红军伤病员,抓丁派款,欺压百姓的地霸彭明武,彭越墙逃跑,支队缴获4支枪和20多枚手榴弹。⑨这一时期,支队还与镇雄独立营连长彭兴州、排长姚启贵建立了统战关系。⑩

  第三个时期(1944年至1947年春):避敌锋芒,相机出击,英勇血战。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为了贯彻党的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方针,还击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团队的进攻,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根据地,云南支队按照游击战争机动灵活的原则,变内线防御为外线进攻,避实击虚,长途跋涉,出敌不意,攻击不备,打了许多漂亮战,既牵制了敌人,又发动了群众,枪弹装备和物资供给得到了补充,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这时期,队伍番号又恢复为“云南游击支队”,发展到三四百人,编为8个大队,18个分队和30多个小队。还有服从支队指挥和调动的外围武装三四百人。1945年,国民党军预备二师陈混震营与川南保安团配合,“进剿”云南支队,支队避敌锋芒,主动撤退至大雪山隐蔽休整,陈营无功而返。7月下旬,支队变内线防御为主动出击,奔袭叙永马岭乡公所,同时拦截了国军用汽车一辆。秋,袭击底蓬乡公所。11月上旬,支队赶到叙永江门剪草铺,截击国民党辎重车队,给国民党川滇运输干线造成了一定的威胁。

  1946年2月,支队袭击珙县王场乡公所和伪乡长杨伯仿的碉楼。6月,支队兵分两路活报地霸张占云。在此期间,支队还先后袭击了川南古宋的东坝、水栏杆,兴文的拖船场,江安的大妙、红桥,筠连的镇舟、沐爱、洛木柔、高石等地的乡公所和土豪地霸,以及云南镇雄大弯地霸朱定南的石洞,威信三口塘乡保长张国皇、张国龙的碉楼等,使得滇川边境国民党后方的一些乡村政权和土豪地霸惶恐不安。⑪7月,威信县长赵光斗率政警队、常备中队及区乡民团千余人“进剿”支队,支队与之交战一天后,施计巧妙转移,支队主力隐蔽于川滇边境的雷家山等地。10月,国民党航空特务旅第七团谢远华营“围剿”支队,支队利用有利地形、天候条件,采取诱敌深入,快打快撤的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围剿”。11月,国民党重庆行辕奉蒋介石训令,授权中央军整编七十九师师长方靖进驻宜宾,负责统率云贵川3省辖区卫戍部队及5专区24县地方民团,重兵限时彻底“围剿”地方游击武装。12月1日,国民党川滇黔三省边区五县(毕节、古蔺、叙永、威信和镇雄)联合“剿匪”指挥部在毕节成立,加紧筹备“清剿”事宜。

  1947年2月,各路敌军倾巢出动,开展了对云南支队的全面“围歼”,他们叫嚣“宁可杀错,不可漏网,对参匪的要斩草除根,诸亲六眷都要杀”,“谁知情不报或放脱匪徒以通匪论罪。”云南支队根据敌军重兵“围剿”四面包围全面进攻的部署,迅即召开干部会议,会议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各大队化整为零分散突围隐蔽。多数干部没有充分估计到敌人此次“围剿”决心之大、部署之密,来势之猛,志在必得,仍按照前几次反“围剿”经验定下这个决策。这就注定了接下来的战斗胜算是渺茫的、是极端残酷的。天刚拂晓,各大队即按照预定目的地分散突围。队伍刚一分散,即遭到国民党军和地方团队的分割包围截击。敌人砍伐丛林,放火烧山,实行保甲连坐,由民团带军队搜山清剿,不分昼夜穷追猛打。云南支队干部、战士各自为战凭险据守,殊死抵抗。3月19日,政委陈华久不幸中弹牺牲,队长殷禄才打剩最后一颗子弹,饮弹自尽。

  敌人在长达四个月的大规模“梳篦清剿”中,对云南支队进行了血腥镇压。在“清剿”中,支队被打死40多人,被俘杀害70多人,有的干部、战士全家被杀,七十九师官兵及民团先后共屠杀支队干部和无辜民众200多人,⑫手段残忍凶狠之极,骇人听闻。七十九师大规模“围剿”支队前夕,云南省工委派到镇彝威开展地方工件的中共党员陈季伯、方在光,曾以教书为掩护到达扎西;川南工委书记廖林生为寻找民主联军将工委机关搬到威信长官司。两省地下党组织都在设法与云南游击支队取得联系,但因反动当局阻挠和七十师发起“围剿”而未能达到目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遗憾,陈季伯回忆说:“实际上,我们失去了领导川滇边境武装斗争迎得胜利的极好机会。”⑬廖林生的回忆:“可惜正在此紧急关头,未能直接联系上,我等不幸被捕,而他们也同时遭受重兵‘围剿’,彼此没取得联络,更来不及阻止这场悲剧的发生,工作没抢步在敌人之前……这不能不说是历史赋予我们一次深刻的血的教训。”⑭

  坚持敌后斗争长达12年之久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以他们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惨烈壮歌结束了它光荣的历史。殷禄才、陈华久带领他们在与上级党组织长期失去联系、极端困难的敌后条件下,凭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用热血和生命诠释了对党的绝对忠诚。

  三、历史将永远记住云南支队的贡献

  云南支队是中国工农红军过云南时留下的革命火种,这粒火种在川滇黔边区点燃了12年,虽然没有形成燎原之势,但其影响是深远的。云南支队为人民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加深了边区民众对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的认识

  云南支队继承和发扬了红军的光荣传统。支队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所到之处都要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使群众明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为穷苦人民打天下的”,“只有跟共产党搞武装斗争,夺取土豪、官僚、白军的枪支来武装自己,把反动派都打垮,穷人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的道理。在纵队遭受三省重兵“会剿”,纵队主要领导人相继牺牲,环境十分险恶时,殷禄才和陈华久及时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整训,整编,使支队面貌焕然一新。在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敌后白色恐怖十分严峻的形势下,殷禄才和陈华久始终驾驭部队的政治方向,维护革命的组织和纪律原则。殷禄才的舅舅杨青云杀害队员拖枪叛逃,被抓回来后,殷禄才的母亲赶来说情,殷禄才说服其母,不徇私情,当众宣布舅舅罪行,执行枪决。战士吴天禄为非作歹,拐骗和奸污农家少女,殷禄才派人查实后,将吴拘审,并发动干部战士公审吴败坏军风的罪恶,召开大会公开处决。⑮同时支队警告、打击土匪,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救济贫苦农民,优待俘虏的事迹也深得人心。

  (二)牵制了川滇黔三省边区国民党部分军事力量

  云南支队在斗争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力量,孤立打击顽固分子,转战于川滇黔边区十余县,开辟滇川边境九县范围内数百里的游击区。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由几十人逐步扩大到几百人,给滇川边境国民党区乡政权、特务、地霸、豪绅和反动顽固分子一定的打击,截击和威胁着国民党的后方和交通运输线,多次反击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团队的“围剿”,给国民党大西南滇川交界边防造成了后方威胁,为支援前线、争取全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唤醒了边区民众的抗争意识

  云南支队与敌血战到底,正气凛然的英雄气概给边区民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他们的英勇牺牲感染教育了边区民众,使边区民众看清了国民党政权的反动与凶残,提前预示了要获得云南全境的解放,全国的解放,同反动派的斗争始终充满着长期性、残酷性和复杂性,未来的胜利来之不易。云南支队失败后,云南各地的地下党组织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组织和发展武装斗争,从1948年初开始,云南各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四)为以后的武装斗争提供了经验教训

  云南支队之所以能在国民党统治西南后方,在兵力弹药武器十分匮乏,物质生活条件极为艰苦,经常处于正规军和地方民团严重“围剿”斗争中坚持了12年之久。最根本的原因:一是支队坚持党对人民武装的绝对领导,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教育。二是不断提高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增强部队的团结统一。三是紧紧依靠群众,团结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穷苦民众解决危难,保护群众利益。四是争取各方力量的配合,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后方的顽固势力。五是坚持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原则。强调从客观实际出发,改内线防御为外线出击,独立自主自卫作战,避实击虚,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利用熟悉的地形和各项有利条件,与敌周旋。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不可避免的存在一些值得总结的教训,如没有在开辟游击区的基础上建立红色政权;在国民党七十师“围剿”时对敌情估计不足,造成的失误等。

  总之,云南游击支队是一支党直接领导下的地方农民武装,是一支对党忠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武装,是一支深受人民爱戴的武装。他们的光辉事迹被编成歌谣传唱至今,在老区人民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们坚定担当、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不惜牺牲的革命精神将成为云南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激励着云南各族人民奋勇前进。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参考文献:

  ①⑥中共昭通地委党史办公室、中国人民解放军昭通军分区政治部、中共威信县委党史办公室:《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斗争史稿》,1985年,第14页。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过云南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②第207页,⑧第238页。

  ③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丛书委员会:《滇云风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页。

  ④刘复初:《发展殷禄才入党 成立云南游击支队》,《云南支队斗争史略》中共威信县委党史征集研究室,1991年,第106页。

  ⑤注:三个时期的划分有几种提法,主要有:按云南支队建制组织沿革分为1936年秋—1938年、1939年—1944年、1945年——1947年3月,本文采用的是《云南省志·军事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的提法。

  中共昭通地委党史研究室:《云南昭通革命老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⑦第81页,⑮第79页。

  ⑨中共威信县委党史征集研究室:《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斗争史略》,1991年,第19页。

  ⑩《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队斗争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03页。

  ⑪云南人民革命斗争史丛书委员会:《滇云风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⑫饶一萍:《我参加围剿云南游击支队》,《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斗争史略》,中共威信县委党史征集研究室,1991年,第140页。

  ⑬陈季伯:《云南地下党派我来镇彝威工作》,《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斗争史略》,中共威信县委党史征集研究室,1991年,第117页。

  ⑭廖林生:《长官司立足 太平川脱险》,《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支队斗争史略》,中共威信县委党史征集研究室,1991年,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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