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崭新认识，它经历了从历史积淀到创新突破的复杂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经济制度方面，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并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新课题。该课题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有商品经济。对此，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想法和认识。比如，1958 年11 月，毛泽东就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明确指出，有些人“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周恩来也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我国占居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然而，由于后来受党的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的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搞商品经济、可以利用市场机制等有益的思考没有能够很好地坚持和实践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党鲜明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存在着商品交换、集市贸易、自留地等商品经济形式，进而允许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邓小平在1979年 11月会见美国和加拿大人士时更明确强调：“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一论断打破了将市场经济视为资本主义专属物、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传统观念。1982年 7月，他又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这就要求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要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1984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邓小平评价这一决定“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然而，由于新旧体制摩擦和国民经济深层次矛盾等原因，体制转轨并不顺利，如推进价格改革过程中出现波折等。对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性质的认识曾一度回到姓“社”姓“资”争论的“原点”。在这一重要历史关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再次打破了对市场机制尤其是市场经济认识的“僵局”，进一步明确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党中央围绕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进行了深入思考，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设想。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系统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1992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现优胜劣汰；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的优点，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我们要大力发展全国的统一市场，进一步扩大市场的作用，并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运用好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引导市场健康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

从党的十四大到十八大的 20年间，我们围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推进经济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实现了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飞跃。

同时也要看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虽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市场秩序不规范，以不正当手段谋取经济利益的现象广泛存在；生产要素市场发展滞后，要素闲置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并存；市场规则不统一，部门保护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市场竞争不充分，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难以形成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决心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在此过程中，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更加全面的部署，创造性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此，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修改为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有两字之差，但对市场作用是一个全新的定位”，“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重要发展和深化。长期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兼具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制度优势，极大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增强了党和国家生机活力。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们党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创举”。

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二十大着眼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进一步战略安排。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明确“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提出“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回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可以发现，这一过程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断深化、升华的过程，是不断探索构建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过程，是我们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伟大创造。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坚持正确改革方向，牢牢把握重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改革。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纵观我们党 100多年的历史，我们之所以探索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根本的目的和初心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方面，强调要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不断把“蛋糕”做大，夯实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强调要通过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促进分好“蛋糕”，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新征程上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能否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能否让最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坚持生产力标准

生产力标准是衡量社会发展带有根本性的标准。衡量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成效如何，最根本的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习近平指出：“对生产力标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不能绝对化，不能撇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来理解生产力标准。”为此，他在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同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因此，必须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三）坚持守正创新

习近平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坚持守正创新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牢牢把握、始终坚守的重大原则。必须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以政治优势来引领和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同时，“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从现实需要出发，从最紧迫的事情抓起，在解决实践问题中深化理论创新、推进制度创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通过不断创新“努力将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结合得更好一些”，追求“止于至善”，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臻完善，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为强大的体制保障。

（四）以系统思维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单维、扁平的，而是多维、立体的。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单兵突进、孤立进行。因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遵循，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依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更重要的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为此，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深入把握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使各方面体制改革朝着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方向协同推进，同时也使各方面自身相关环节更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

（五）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我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始终是与扩大对外开放同频共振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内在统一。实践充分证明，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对外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指出：“融入世界经济是历史大方向，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敢于到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中去游泳，如果永远不敢到大海中去经风雨、见世面，总有一天会在大海中溺水而亡。所以，中国勇敢迈向了世界市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呛过水，遇到过漩涡，遇到过风浪，但我们在游泳中学会了游泳。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因此，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努力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融，打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以此倒逼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步伐。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等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同时，要处理好活力和有序的关系，社会发展需要充满活力，但这种活力又必须是有序活动的。死水一潭不行，暗流汹涌也不行。”要实现“有序活动”，既“放得活”，又“管得住”，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必须重点把握并统筹处理好三对关系，即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按劳分配和其他分配方式的关系。

（一）处理好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

正确处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问题。首先，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公有制经济为国家建设、国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体人民的宝贵财富；非公有制经济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其次，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不存在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习近平指出：“我们强调把公有制经济巩固好、发展好，同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

从公有制经济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来说，在社会化大生产与非社会化大生产、公共产品与非公共产品供给的功能性分工和协作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分工互补效应。一方面，由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的大量公共产品和公益性事业，具有“收益低甚至无收益”等特点，私人资本不愿投资，通过加大国有资本对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的投入，可以更好地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造良好的基础硬件和制度环境。另一方面，通过国有企业“公益类”和“商业类”分类改革，深入推进主业为充分竞争行业的商业类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为非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等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从非公有制经济对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来说，从改革开放历史看，从国有企业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改革、打破“铁饭碗”开始，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和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再到新时代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建设世界一流企业，改革的背后常有非公有制经济作用的发挥，如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安置、不良资产剥离等诸多难题的解决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同为市场主体，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的基础上，产生了“相互竞争、相互约束、相互学习、互为压力”的“鲶鱼效应”。正如马克思所说，“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可以起到倒逼国有企业改革图强、创新发展的效果。

（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作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为我们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就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说，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这就要求通过改革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让各类市场主体有更多活力和更大空间去发展经济、创造财富，实现资源配置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说政府就无所作为，而是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政府是否“有为”，关键是看能否真正解决市场机制解决不了的问题。对此，习近平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为了发挥好政府“管得住、管得好”的作用，除了履行好上述政府职能和作用，努力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外，还必须健全以国家发展规划为战略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环保、区域等政策紧密配合，目标优化、分工合理、高效协同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不断提高政府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努力成为“有为的政府”。

（三）处理好按劳分配和其他分配方式的关系

正确处理按劳分配和其他分配方式的关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破除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不断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是由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决定分配结构。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结构。习近平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社会分配中体现人民至上。”

就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来说，要坚持多劳多得，不断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在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基础上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意味着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知识、管理、数据等其他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是因为，尽管劳动是创造财富的关键因素，但财富形成单靠劳动是不够的，必须借助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助力和支撑。因此，收入分配必须摒弃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对立的传统观念，以实现各种要素所有者的要素报酬合理化，调动劳动者和各类生产要素主体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此外，还要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以及第三次分配机制，构建起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长期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擘画了到 2035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并作出系统部署。总的来说，就是要抓好六项关键改革。

一是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指出：“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又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把经济社会发展搞上去，就要各方面齐心协力来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 “我们必须亮明态度、决不含糊，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须“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一手抓深化国企改革、培育一批核心竞争力强的国有企业，一手抓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着眼增强国有企业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提出增强有关管理部门战略协同，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同时着眼推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等重点改革举措。这为更好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指明了路径。

二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市场资源是我国的巨大优势，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这个优势，不断巩固和增强这个优势。”只有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准入畅通、规则一致、设施联通和监管协同，才能扩大市场规模容量，在更大范围内深化分工协作、促进公平竞争、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部署，重点抓好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强化统一的市场监管、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完善流通体制、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等方面改革，不断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

三是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本保障，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其中，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保护产权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市场准入制度是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关键；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供需有效衔接的重要保障，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坚实基础，是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既注重急用先立、突出重点，又注重系统设计、分类推进，切实抓好以上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四是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是改善民生、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最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强调要提高“两个比重”，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要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要做到“两个规范”，即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要深化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切实推进这一系列改革举措的落实，不仅能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缩小收入差距，还能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畅通经济循环。

五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硬件”。一要完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科学编制并有效实施国家发展规划，有利于保持国家战略连续性稳定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抓好健全规划体系、强化规划衔接落实机制、优化规划与宏观调控协调联动机制等重点任务。二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要抓好健全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完善财政体制、健全政府债务管理体系等重点任务。三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要从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深化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方面着力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四要完善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机制。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要从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等方面着力，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高效集聚、区域间融合互动融通补充，不断提高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和平衡性。

六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面对全球化发展的新趋势和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国必须进一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形成更加开放的经济格局，提升国际竞争力与合作水平。一要依托“一带一路”推进高质量开放。通过强化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机制建设，引导沿海、内陆及沿边地区的开放优势互补，实现协同发展。二要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通过对接国际规则体系，我国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制度型开放水平，还可以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增强在国际市场中的规则制定权。三要完善外商投资的安全与审查机制。在扩大开放的同时，健全与开放相关的安全保障制度也是必要的。通过完善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确保在进一步开放的过程中，国家安全和经济主权能够得到有效维护。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要对标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的重要部署和最新要求，深刻领悟其重大意义，抓好工作着力点，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带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成就，进而为中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注入源源动力。

作者：韩保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高鹤鹏，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博士生

来源：《党的文献》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