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革命斗争和中央苏区斗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实践被称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历史预演。这一系列开创性革命实践，其背后的主要历史动因，在于毛泽东注重走群众路线、大兴调查研究，以此制定正确的革命方略。毛泽东既是一个实干家，又是一个思想者，他一边俯身大地——坚持走群众路线、进行调查研究，一边面朝广宇——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雏型和历史方位，始终保持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一步步指引探索中的中国共产党，艰难迈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理门槛。

一、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历史启示

第一，善读“无字之书”。农民问题对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关系的重要性，是建党之初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四大明确提出农民是无产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然而，理论上的认识与实践上的探索并未保持一致性。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大胆提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动天下之心的前提，即要在“有字之书”以外，读好“无字之书”。经过初步的调查研究，毛泽东于1926年写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对农村的阶级关系作了科学的划分。随后，又于1927年初花了32天时间，步行1400多里，在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地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并预言了农民革命风暴的历史威力：“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历史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一预言。宣传、动员和组织千百万农民投入土地革命斗争，这是毛泽东用双脚丈量出来的真理。

第二，“大数据”意识。从1927年10月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离开江西，毛泽东先后进行了宁冈调查、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调查、大桥调查、李家坊调查、西逸亭调查、木口村调查、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况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10多次社会调查，撰写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报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这是他一生中所做的“时间最为集中、对象最为底层、座谈最为深入、内容最为翔实、文字最为生动”的调查，尤其是寻乌调查更是诸调查中的鸿篇巨制。习近平总书记于2011年《谈谈调查研究》的讲话中对寻乌调查作了高度评价。这10多篇调查报告，代表了那个时代我们党内最全面、最系统、最深入、最深刻的调查成果，无疑是那个时代最先进、最高端、最前沿的“大数据”，也无疑是超越时代、超越党派、超越国界的先进理论。由这些“大数据”加工、梳理、提炼而出的结论成为最具客观性的结论，做出的决策是最科学的决策，所采取的方针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方针。毛泽东将“无字之书”化成了有形之法，将革命的主观愿望化成了客观依据，将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理念化成了中国化的具体理论，是保证革命斗争从井冈山根据地向中央苏区过渡的原创性、根本性、奠基性的理论根基。

第三，理论指向性。毛泽东每形成一篇调查报告，都是一次认识上的重大突破、理论上的重大创新、思想上的明显质变。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首次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科学论断；《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初步阐明了划分农村阶级关系的思想；《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鲜明提出关于农民斗争推翻地主武装建立革命政权的思想。井冈山时期，通过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红色政权的理论；通过寻乌调查，得出“大中地主阶级的全部都是反革命”的结论；通过兴国调查掌握了土地占有关系，“得出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革命。”这些不断推陈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最终集成为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这一系列具有鲜明理论指向性的论断，如一盏盏明灯，指引井冈山这艘革命航船免于迷航和倾覆，最终锻造为中国革命的旗舰。

第四，针对性运用。毛泽东的每一篇调查报告，都是决策上的除旧布新、政策上的重大发展、实践上的突出进展。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社会调查，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写出正确的斗争策略。”“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明了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情况。我们调查所要得到的结论，是各阶级现在的以及历史的盛衰荣辱的情况。”寻乌调查对毛泽东了解农村阶级关系、正确制定对待城市贫民和商业资产阶级的政策，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的原则提供了依据。经过兴国调查，毛泽东初步制定了一条基本符合当时农村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经过长冈乡和才溪乡调查，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中央苏区政权建设的经验，解决了“在国内革命战争的环境下，根据地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个主要问题，使红军队伍认识到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础对于建立任何力量也打不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的重要性。毛泽东一系列调查研究成果，为制定党的历史上第一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奠定了基础。

第五，实践性修正。毛泽东注重通过调查研究，逐步修正理论上的不完善性、实践上的偏差、政策上的偏向，以提高党的自我纠错能力，特别是纠正重要政策在执行上的偏差。在纠正执行上的极端化方面，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过程中，针对党内一些主张“焦土政策”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坚持走群众路线，通过调查研究，采取果断措施，纠正了这一错误行为。在纠正执行对象上的同一化、一律化方面，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由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活下去。”毛泽东曾派身边工作人员张令彬到永兴西乡打土豪，他在没有了解实情的情形下，把一户富农当作地主，分了他家的财物，这有违红军政策，毛泽东得知后及时指出他的错误：“打错一家影响很大，以后不调查清楚就不要打”。在纠正简单粗暴方面，在木口村调查中，毛泽东了解了这个200人的小村子，分析了村政府办事人员的成分和“本村共杀了7个反动派”的情况，得出结论：“证明小地主富农在当地土地革命深入时，有许多人是要走向反革命方面的。”但同时提出疑问：“这7个人是否每人都应该杀，却是问题。”专门在《木口村调查》中置疑一个个案，“彭培均（富农），四个人吃，有百二十石田，请两个长年耕，还把一半租与人耕，有钱放债。群众平田烧契，他不肯，杀了。”经过土地分配政策的执行和不断调整，毛泽东自信地表示“什么党都不能和共产党争群众。”

第六，制度化规范。在毛泽东身体力行下，调查研究成为红军指战员的一门必修课、必会课。“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成为红军指战员的刚性纪律，甚至融注于红军的血脉之中。陈毅于1929年9月《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记载：“游击部队达到某地以后，第一步必须做调查研究工作，由军官及党代表负责必须经过调查工作以后，才能开会决定该地工作，因为红军行动如行云流水一般，所到之地，皆不明情况，若不调查则一切决定必不可能切合当地群众需要。”调查研究的好处“可以使红军不会不顾环境而只凭主观决定自己的政策。”

第七，结构化思维。毛泽东是结构化思维的大师，他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成例和逻辑，很好地诠释了结构化思维的运用。1928年10月，他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一年多的斗争经验，全面分析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一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二是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三是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四是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五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一结构化思维的科学运用，从而“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的组织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文章从时空背景、政治条件、生成前提、活动主体、政权主体等方面回答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重大的时代之问。

二、新时代如何传承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

第一，“破壁”思维。在革命道路产生分歧之际，毛泽东勇于坚持真理、求证真理、发展真理，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执著勇气，在勇于问路、敢于探路、善于开路中“破壁”前行。“城市中心论”与“农村中心论”是当时的一对二律背反命题，毛泽东作为“农村中心论”的倡导者，自然成为少数派，甚至极少数派。毛泽东的“破壁”思维体现在不急于分辩彼此理论的是非对错，而是用行动证明对方理论之谬误。古人言：“天下有公理，而执是则非；天下有公非，而凡非可是。”就是说天下有公理，如果把公理绝对化，就会变成谬误；天下有公认的错误，然而在错误当中也可能有正确的东西。毛泽东反其道而行之，决定“上山”，去“做革命的山大王”，即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的道路。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挽留毛泽东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回答说：“我不愿意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当湘赣边秋收起义受挫后，经过深入调查，在文家市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冷静分析了敌我力量对比，如果机械执行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既定方针”，可能遭致全军覆灭，毅然决断去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彻底放弃攻打长沙、夺取中心城市的计划，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第二，鉴镜意识。在井冈山根据地由内而外的转进时期，毛泽东显示出高度的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品格，采取“扬弃”的辩证态度，勇于放弃自己不正确的东西。1929年1月，红四军“围魏救赵”，撤离井冈山，2月，毛泽东在东固作了调查，总结了东固革命斗争经验。在此基础上，4月，毛泽东在《中共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中总结和介绍了“李文林式根据地”的基本经验，即东固经验：一是秘密割据，不建立公开的苏维埃政权，以农会代替；二是游击割据，游击区域宽广，广泛发动群众；三是不固守山头，由山区向乡村扩大发展；四是革命武装由分散到集中，由小到大，由独立到联合的波浪式发展。从这个经验出发，毛泽东实现了“由山上到山下”的重大战略转变。

第三，破局能力。在根据地面临弃守的艰难抉择之际，毛泽东显示出破旧局、解危局、开新局的超凡勇气、超人胆略和超前谋略。辩证法里有一个“内在超越性”的概念，即客观认识内在矛盾性与外在矛盾性，在认识和克服自我矛盾的前提下实现自我超越。毛泽东正是在达成内在矛盾性与外在矛盾性的辩证统一中一次次实现自我超越。1929年，中央“二月来信”对当时的革命形势作了悲观的估计，要求红四军分散队伍、保存实力，并要求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四军去上海工作。对此，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中共湘赣边界临时特委信》提出，鉴于蒋桂决裂，国民党混战之时，决定“以闽西赣南二十余县一大区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群众的公开割据，深入土地革命，建设工农政权，由此一割据与湘赣边之割据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坚固势力，以为前进的根基。”毛泽东在信中提出红军离开井冈山后，准备在赣南、闽西与湘赣边连接，争取江西的战略构想。毛泽东还在信中总结了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效果：“群众工作的技术，现在比以前更娴熟了，这时候的红军不是一个单纯打仗的东西，它的主要作用是发动群众，打仗仅仅是一种手段。并且打仗的时间、分做群众工作的时间乃是一与十之比。”6月，《红军第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指出：“赣南的前途，亦是很有希望的，因赣南的发展又可与井冈山赣东之方志敏部取得联络。”毛泽东大胆地提出赣南革命斗争应该和井冈山根据地、赣东北根据地联合发展的计划，这就是后来中央苏区的基础。

第四，复盘习惯。在红军队伍出现思想偏差之时，在个人遭遇实践挫折、面临理论困境、陷入现实矛盾之时，毛泽东勇于发现思想错误、认识主观错误、纠正实践偏差的务实态度，在复盘历史错误中，发现诸多矛盾问题中的主要方面，以纠正思想偏向。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总结了关于单纯军事观点、关于极端民主化、关于非常组织观点、关于绝对平均主义、关于主观主义、关于个人主义、关于流寇思想、关于盲动主义残余等8个方面。其中，对主观主义的纠正方法是“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

第五，立说功夫。在探索真理的关键时空节点，毛泽东显示出总结经验、汲取教训、揭示规律的自觉意识和理论品质，以理论创新引领实践创新，以科学规避实践的盲目性、理论的狭隘性，从而保持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有一位国际友人称赞：“毛主席是理论上的领袖，每当中国革命面临关键时刻，他就发表重要文章，给革命确定方向。”向毛泽东学习立说功夫，主要着力于：其一是要善于把握事物的实质。他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强调井冈山根据地存在的条件：“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由此，他强调：“我们看事物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其二是要善于把握客观规律。如他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实质分析指出：“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其三是以理论的高度保证真理的纯度。毛泽东强调：“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基于实践宽度之上的理论高度，决定着客观真理的纯度，这是毛泽东的理论探索最鲜明的历史特色。

“引大海之法流，洗劳尘而不竭。传智灯之长焰，皎幽暗而恒明。”由毛泽东大力倡导的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推动茫无涯际的中国革命航船，从井冈山出发，在毛泽东思想引领下，一程程驶向真理的彼岸。

（作者：杨伍荣 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来源：云南中共党史研究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