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治元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订《双十协定》的墨迹尚未干透，蒋介石集团就公然翻悔，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内战，全国各大中城市纷纷掀起反内战游行集会活动。11月25日晚，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由钱端升、伍启元、费孝通、潘大逵4位教授演讲时事，呼吁制止内战，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军警特务对晚会进行破坏，在校舍围墙外向会场开枪、放炮，爆炸手榴弹，扰乱会场，恐吓群众。

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怒，学生自治会立刻决定罢课抗议，西南联大教授会也一致通过对当局的抗议书，提出“此不法之举，不特妨害人民正当之自由，侵犯学府之尊严，抑且引起社会莫大之不安”，要求必须立即制止。但是，云南当局于12月1日指使数百名武装特务冲进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血腥镇压学生运动，杀害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和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制造了“一二·一”惨案，震惊全国。

面对惨绝人寰的屠杀，闻一多愤怒到极点，不知道还有什么语言可以描述反动派的暴虐，他说，这次昆明“一二·一”惨案的暴行，简直是黑色恐怖。当年，“三·一八”惨案只是发生在执政府门前，而现在则是几百军人闯入学校，在最高学府内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

在这次运动中，闻一多始终坚定地站在进步学生一边。积极组织教授罢课，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有力地支持这场正义斗争。他在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指出：“‘一二·一’是中华民国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民主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这愿望不能立即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都战栗地倒下去！”

为了促使“一二·一”惨案得到合理解决，闻一多还与主持西南联大常务工作的梅贻琦恳谈4个小时，细说了惨案发生前后的情况，以及学生对惨案的正义立场与要求，使他支持学生的立场，为运动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他在起草《告同学书》《告诉状》以及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惨案真相等具体事宜上也尽到了最大努力。

1946年3月17日，昆明学联为四烈士举行庄严的公葬仪式。上午11时，三万多人组成的出殡队伍出发了，各界民众举着“民主使徒”“你们死了还有我们”的大标语牌，在“自由钟”的引导下，行进在市区主要街道上。闻一多在长达6个小时的出殡过程中，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队伍。回到西南联大新校舍四烈士的墓地，已经是下午5时许。墓后大理石壁上，刻着闻一多用小篆写的“四烈士之墓”，《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也刻在墓壁上。公葬典礼上，闻一多沉痛地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今天我们在死者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民主，我们要惩凶，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