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

习仲勋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始终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并认为二者是一个有机整体，做好调查研究是实现实事求是的前提条件和有效途径，是各级机关和领导干部想问题、做判断、定政策、办事情的基本遵循。正因为 他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 提出了许多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知灼见，避免了党的事业和利益受到损失，所以毛泽东对习仲勋评价为：“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创建人民政权，掀起革命斗争高潮

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过程中，习仲勋始终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疾苦，赢得群众 支持，不断开创革命事业新局面。1933 年 3 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耀县照金镇土儿梁成立，习仲勋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此时，习仲勋主要精力放在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 上，他“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同时， 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由于这一带自 1929 年大旱之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分粮斗争很快发展到旬邑、耀县一带，游击运动也随之发展起来。随着陕甘边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里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3 月 15 日，陕西省委致信红二十六军，要求“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革命委员会”，“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府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应该从当地群众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4 月5 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土儿梁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副主席。习仲勋等陕甘边区负责人在建立苏维埃政权过程中，经常深入山寨，吃住在群众家中，访贫问苦，调查研究，进行组织发动工作，掀起了边区土地革命斗争高潮。他们贯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颁布的土地法令，按照家庭劳动力和人口的混合标准分配土地，贫雇农优先，对土地不足的中农予以适当补充。革命委员会还明令宣布：废除地主佃租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土地改革运动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密切了党、军队、新生政权和人民群众的关系。经过建立政权和土地改革，照金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1934 年初，习仲勋来到南梁后，按照“先进行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武装，开 展游击运动，再开辟根据地，建立工农政权”的方针， 带领游击队扫清了阎家洼子、东华池等地的地主武装后，“深入到农村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配合游击队去分牛羊。这样提高了群众的觉悟，组织健全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义正川、五堡川、白马川等地的农民组织。派出吴岱峰、刘约三等去组织保安游击队，王子良去整顿合水游击队，吴亚雄去建立安塞游击队，杨丕胜组织义勇军”。随着群众武装的广泛建立和地方游击队的发展，同年春天，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到包括保安、安塞等14 个县的大部分地区。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

争，1934年2月25日，中共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边区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

仲勋当选革命委员会主席。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1 月，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习仲勋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主席，工作重心由军事斗争转为地方建政和发展经济。他主持颁行土地、财经、粮食、军事等十大政策， 积极组织根据地反“围剿”斗争，全力保卫陕甘边区， 促进了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走出了一条具有陕甘边区特色的革命根据地创建道路。正因为习仲勋认为，共产党和人民政权是替老百姓服务的，就“要一心一意老老实实把屁股放老百姓这一面，坐的端端的”，所以新生的人民政权才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围攻下，才得以存在并不断扩大。

郝家桥调研，积极推动乡村建设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实行严酷的军事、经济封锁政策，加之各地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遇到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了战胜敌人、保障供给，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大规模的大生产运动。继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后，1942年毛泽东又提出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和“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1943 年元旦，《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提出：1943年边区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加强教育，而发展生产尤为中心的中心。为了使发展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迅速开展，习仲勋提出，机关干部不仅要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而且要深入农村，推动大生产运动。他决定自己带一个调查组到郝家桥村进行蹲点调查，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区工作。4 月，习仲勋带着调查组迎着料峭的寒风，沿着崎岖的土道来到绥德以西二十里外的郝家桥村，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蹲点调研。习仲勋将调查组人员按照自然村分成小组，包村负责，确定了各自调查内容和重点。他要求在普遍调查的基础上，根据生活状况和生产条件的不同，选择上、中、下不同层级农户进行调研， 从中发现典型，总结经验。他还倡导在各村召开“ 好劳动人会”，评选劳动英雄。郝家桥群众一致推选刘玉厚为劳动英雄。习仲勋通过调查了解到，刚四十岁出头的刘玉厚，既是新政权的村主任 ，又是乡参议员，在此之前还担任该村减租会的 检查委员，积极宣传贯彻党的减租政策。近些年，他和家人通过辛勤劳动，带动全村农民在有限的 土地上精耕细作，变工互助，合理安排生产，使这个佃户村粮食产量和农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圆 满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等各项任务。习仲勋认为刘玉厚勤劳、忠诚、廉洁、奉公，全家亲 密和睦，全村团结一致，发展了生产，支援了抗战，改善了生活。经习仲勋提议后，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劳动英雄称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村村学习郝家桥，人人学习刘玉厚”的活动。习仲勋和绥德分区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 农村楷模”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与此同时，习仲勋通过调查认为，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理顺土地租佃关系、改造二流子、组织群众 移民南下、实行变工互助精耕细作等方面都很有典型意义和推广价值。蹲点调查结束后，在习仲勋积极倡导下，刘玉厚的事迹和郝家桥的经验在绥德地区乃至陕甘宁边区广泛传播开来。习仲勋通过宣传先进经验，提倡自力更生、劳动光荣、发 展生产、厉行节约等积极向上的观念，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为根据地渡过难关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改纠偏，体现实事求是作风

解放战争时期，面对西北局土改工作中出现 的“左”倾错误，习仲勋深入基层开展调研，采取正确的措施，纠正土改中的偏差，使陕甘宁边区土改运动循着正确的轨道前进。1947 年冬，在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和《中国土地法大纲》过程中，陕甘宁边区土改工作中的“左”倾思想和做法一度蔓延，对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带来较大影响。在充分吸收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的基础上，习仲勋带着工作组到绥德、米脂县等地检查和指导土改工作。在全面了解情况的基础上，他决定将调研过程中发现的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进行归纳整理，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告。他先后在 1948 年初一个月之内三次致电毛泽东，提出纠正“ 左”倾偏差的建议。第一封电报就“ 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他提出：老解放区中农多贫雇农少，最好以抽补方法解决少数农民少地或无地问题，并应按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时间长短来评定是否为地主等建议。第二封电报就“ 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 左’的情绪”问题，他提出：边区土改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导致少数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弄得农村人心不安，关系极度紧张，应克服这种不良情绪。前两封电报都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认可，并将这些有建设性意见的电文转发全国各解放区，还特别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 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 左’而误解为不动。”第三封则是对于毛泽东就土改问题征求意见的回电。在电文中，习仲勋经过深思熟虑，对三类不同地区的概念作了界定后，提出建议：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 有遇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旦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的作风； 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这一倾向，十分危险，有压倒中农、破坏农村经济繁荣之势”。对此，毛泽东亲笔修改校订了习仲勋发来的电报稿，并批示转发晋绥、中工委、邯郸局、华东局、华东工委、东北局。习仲勋在领导土地改革工作中，十分注意调查研究，从边区实际出发，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来指导全面工作，促进了生产发展。期间，习仲勋提出的关于新老解放区土改工作建议，不仅在当时受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赞赏和采纳，以至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进行的大规模土地改革中， 也发挥了很好的借鉴和指导作用。这些都表现出习仲勋的务实精神和远见卓识。

“火线诸葛亮会”，充分发扬军事民主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等开创的“ 火线诸葛亮会”，是根据战场突发情况，处置紧急军情的一个创举。1947 年 5 月发起的蟠龙战役是西北战场的第一次攻坚作战。蟠龙镇是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重要补给基地，敌人依托蟠龙周围高地设置主阵地，修有很多地堡、碉堡工事， 形成交叉火力网。在蟠龙战役之前，我军根据敌人急于寻找主力决战的企图，将计就计，派出二 纵三五九旅和其他各旅抽调的小部队，配合绥德分区和黄河边的晋绥军区第三纵队独五旅，造成我军向绥德撤退、东渡黄河的假象，诱使胡宗南部主力北上绥德。但是，敌人在蟠龙镇仍留有精锐 6700 余人防守。对于解放战争初期缺乏重炮武器和攻坚经验的解放军来说，这无疑是一场硬仗。正如彭德怀在作战会议上所说：“如果说青化砭、羊马河两仗我们是吃了两块肥肉，那么，蟠龙这一仗我们要准备啃骨头，要切实做好攻坚打硬仗的各项准备。”蟠龙战役打响后，攻击部队发现敌人力量超出战前的侦察和判断。“ 原来以为敌人只有一个旅，谁知一打起来敌兵力不只一个旅，还有两个指挥部”，再加上敌人占据着坚固工事和强大火力的优势，致使我军伤亡大增，未能顺利突破敌主阵地。在进攻受阻之际，是撤退还是再战，考验着指战员的意志、胆魄和智慧。在充分听取广大官兵的意见和建议后，彭德怀、习仲勋果断决策，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巩固已得阵地，进行近迫作业。主力在适当地点休息，开连 排干部会、班战士会，讨论如何夺取主要阵地”。连队战士分组讨论，纷纷献计献策，找到了对付 敌人碉堡和火力网的办法。比如，针对我军攻坚缺少重炮的实际，采取挖壕沟逐步贴近碉堡，即“ 挖 S 形交通壕，两侧挖猫耳洞，边挖边巩固，逐渐逼近敌前沿”，在逼近敌人碉堡后，“靠人工爆破，把粉状炸药装入干粮袋里捣实”，“把炸药袋子挂到碉堡上爆破。战士们称之为‘膏药战术’”。通过这些打法破坏了敌人的工事障碍，成功瓦解了敌人的防御体系。“ 火线诸葛亮会”这一作战经验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1948年1 月 30 日，毛泽东在为中央军委起草《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中，充分肯定了作战中实行军事民主的做法。这就是在作战时“ 实行在火线上连队开各种大、小会，在连队首长指导下，发动士兵群众讨论如何攻克敌阵，如何完成战斗任务”。这一创造“ 在陕北蟠龙战役和晋察冀石家庄战役中，都实行了，收到了极大效果”。在战场上，及时分析研判已经变化的敌情，研究出切实有效的制胜战法，这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火线诸葛亮会”就是我军根据战场实际情况创造出的克敌制胜的法宝。

其实，不仅仅是在西北革命工作期间，纵观习仲勋同志的一生，他始终坚持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忠实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模范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时排解群众的实际困难，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认可和赞誉。所以，中共中央西北局评价习仲勋为：“党的宝贵的群众领袖”。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