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七十年》的缘起

1991年9月5日，《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8月，以下简称《七十年》）正式出版。全书共9章，48万字。前五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部分，后四章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部分，改革开放部分。该书集中共历史研究诸学者名家之力而成。胡乔木全程指导，并亲自修改最后三章，使该书成为既有高度权威性又有一定普及性的党史读本，刚出版就发行500多万册。此后一直对党史学习和研究保持着很大影响。2016年“七一”前夕，由中组部党员教育中心主办的《共产党员网》在《最好的教科书——‘七一’前夕党史书籍推介》一文中称《七十年》“构筑了党史发展的历史框架，为纷繁的历史事件赋予了清晰的形态。既注意了历史的必然性，也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既注意了历史发展的连贯性，也注重挖掘历史内在的逻辑性。尽管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性极强的历史研究著作，但书中所记叙书写的那血与火的岁月，那燃烧着热情和信仰的时代，一幕幕的历史大剧，让读者产生了浓厚的阅读欲望。”《七十年》的编写和出版的时代背景是很关键的。《七十年》以前的党史著作中，最重要的是胡乔木1951年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该书阐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历史过程，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40年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此时也是邓小平理论走向成熟，确立体系的时期。因此，编写出版一部新的党史的必要性不言而喻。另外，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国内的小气候和国外的大气候，都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终于酿成1989年严重的政治风波。这又凸显编写一部新党史的迫切性。用时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薄一波的话来说：现在我们急需有一部好的党史，写出来供大家看，现在越来越需要，刻不容缓。

◆胡乔木与毛泽东。

1980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组成的中央党史委员会，下设党史编审委员会，由胡耀邦、彭真等组成。编审委员会下设研究室，胡乔木任主任。胡乔木到任不久，就提出编写一部大型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任务。1982年4月胡乔木因工作需要调离，由胡绳接任。但胡乔木一直指导党史研究工作。1985年3月，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杨尚昆任组长，胡乔木、薄一波任副组长（以后又增加了邓力群和胡绳两个副组长）。人选是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确定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是它的办事机构。胡乔木因《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而以中共党史专家著称，为指导党史研究室的工作和全国的党史研究工作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可以说，从事和指导中共党史研究、编写和宣传，是他毕生的事业，成为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胡乔木很重视胡绳的研究成果。1987年2月，他在一个座谈会上讲到要联系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现实问题时，赞扬1983年3月胡绳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是一篇“很好的论文”。座谈会后十天，胡乔木收到胡绳送来的新作《为什么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读后很为赞赏，认为是又一篇好文章。但感到文中有一段论述欠妥（关于新民主主义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当晚即请陈云的秘书将有关段落带去请示陈云。然后，他给胡绳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首先表示“深为敬佩”，然后对某个段落提出了修改建议并提供了相关的史料。胡绳进行修改后，很快作为重要文章在《人民日报》1987年3月5日第一版上发表，产生了很大影响。胡乔木的党史研究在国外也享有相当高的声誉。早在1980年上半年，美国的学术团体就邀请他访美进行交流，后因身体原因未能成行。1987年秋，美方又再次发出邀请。由于身体等方面原因，一直到1988年底才确定1989年3月访美。从1988年底开始，为了起草学术讲演稿，他约请多位各方面专家学者谈话讨论，起草《中国在50年代怎样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政策为什么长期犯“左”的错误》和《中国领导层怎样决策》三篇讲演稿。3月18日，胡乔木将修改好的前两篇讲稿送给中央领导人和薄一波、宋任穷审阅。关于“决策过程”的讲稿当天晚上也送去了。前两篇讲稿于3月20日最后定稿，第二篇讲稿的题目在定稿时改为《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的“左”倾错误》。胡乔木之所以十分重视这三篇讲演稿，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不单是为了讲学，而是因为“负责主持编写党史”。

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8月17日，回国后的胡乔木给陈云的秘书许永跃写信谈讲演稿在国内发表的问题。信中提出：“《求是》杂志再三要求发表，现送上请看一下，并请考虑可否将要点报告一下陈云同志，如果报告了，请问问他老人家有什么指示，以便决定是否发表，或加以修改。”陈云对胡乔木的那篇讲演《中国为什么犯二十年“左”倾错误》回示：“在强调‘左’的错误的同时也要点出右的危险。”因此胡乔木在将之收入《胡乔木文集》第二卷时，加了一个脚注：“在总结中国‘左’倾错误的教训的时候，不能不同时指出中国80年代的某些关键时刻也曾犯过右倾的错误，这种错误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如果不是被及时制止的话。这个事实表明，正确地纠正‘左’倾错误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必须既反对‘左’倾，又反对右倾。”因此，《七十年》的《结束语》部分中有这样一段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右的倾向足以导致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党的领导，所以是必须防止和反对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左’的倾向同样足以导致放弃社会主义、放弃党的领导，因此也是必须防止和反对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8月，《七十年》第545页）

北京政治风波平息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于1989年11月4日向胡乔木并杨尚昆、薄一波上报《关于召开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的请示》，拟在12月中旬召开这个会议，主要是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和邓小平、江泽民讲话精神，商讨党史工作如何更好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宣传党的路线、加强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服务的问题。胡乔木于11月7日转报杨尚昆、薄一波、宋平并温家宝和中直工委，从平息政治风波后的形势和党史系统的实际情况出发，写了重要批语。这次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于1990年3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薄一波首先讲话说明编撰新党史的紧迫性，胡乔木表示完全同意后发表长篇讲话。胡乔木首先指出召开这次座谈会的背景和任务，他说：“党史工作座谈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研究如何加强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来更有效地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教育全党。”接着指出：“国际大气候仍在继续并发展，出现了许多值得严重注意的新情况。很明显，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反对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内政进行干涉渗透、企图在我国实行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斗争，成为摆在我们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长期的、严重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我们党的历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就有了新的特别重要的意义。”胡乔木还提出六点具体建议。胡绳在发言中首先强调要重视建国以来的党史。他指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对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加以歪曲和根本否定，好像中国根本不需要它；而更多地是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不但歪曲，甚至攻击，好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完全不对。利用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某些方面犯过错误、特别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对党进行攻击。因此，对建国以来的党史、国史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他揭露一些人利用一些资料来诬蔑党的历史的现象，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因此“不能把我们的历史说成是一团漆黑，犯错误的时候也要一分为二。”他列举了“大跃进”和“文革”时期在各项建设中取得进展的数据和事例。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虽然苏联还没有解体，胡绳已经预见到东欧出现的乱象的严重后果，深感当年中苏大论战的重要历史意义。他说：“跟苏联的论争有经验教训，不一定完全对。但总的说来，斯大林、赫鲁晓夫就是大国主义，要中国处在他们的指挥棒下。敢于反抗，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尽管也有不少经验教训，不要再搞公开论战了。但是敢于坚决抵制苏联的大国主义，是很重要的。如果继续听任它的指挥，像东欧那样变成它的卫星国，中国现在会变成怎么样？”《七十年》出版三个多月后，苏联于1991年12月16日解体。12月27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为纪念毛泽东举行学术研究会，胡绳在发言中说：“毛主席两个决心是了不起的：一个是抗美援朝。也有很大风险，没有包票一定能打下来，但力量是有的。这是一个风险，与苏联决裂，又是大风险。”“如果不敢冒这个风险，就得一切按照苏联的指挥棒做，中国就会和东欧这些国家一样，不过是大一些的卫星国。”胡乔木本来是准备由他自己来主持编写这部党史的。但是，在主持了一段工作后，由于身体状况不好，最后由胡绳担任主编。该书于1991年7月25日完成编写。但胡绳认为，如果得不到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之一的胡乔木的认可，不能安心出版这本书。胡绳建议在北戴河养病的胡乔木看一下第七、八、九章的稿子，说，如果这部分稿子站不住，就不必考虑全书的出版。重病中的胡乔木只用了不到五天的时间，就看完这部分20万字的稿子，并且批注了许多意见，有些地方还动手做了修改。他高度评价写作班子的工作成果。胡绳随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了相应的修改。

胡乔木很快向杨尚昆提议召开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批准《七十年》的出版。会议于1991年8月8日在北戴河召开。胡乔木在会上提出：我现在虽然写封信都很困难，但我愿意为这本书写个题记，表示对这本书负责。8月15日，胡乔木把《七十年》的题记亲笔写成了。他写道：先看了第七、八、九三章，“认为大致可以判断这本书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七十年》出版发行后，社会各界好评如潮。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读后甚为欣赏，誉之为“思维缜密，词章考究”。

《七十年》与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2年为基本理论命题提出的阶段；1982-1987年为理论形成基本轮廓的时期；1987-1992年为理论走向成熟，确立体系的时期；1992-1997年为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时期。邓小平理论主要体现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的各种讲话、报告与会议决议之中。胡乔木生前（1992年9月去世）是这些文献主要参与者。1978年11月至12月，协助邓小平起草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主题报告之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979年3月，协助邓小平起草确立了立国之本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1979年10月起，在邓小平、陈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导下，负责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在系统总结32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十点经验。这十点经验，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雏形。1980年5月，主持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第一、第二卷。1982年具体负责起草十二大文件（在十二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十二大以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框架逐步形成。1984年8月至10月，胡乔木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胡乔木就提交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作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长篇发言。1987年10月举行党的十三大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初步形成。胡乔木在十三大被选为中顾委常委。这样的经历，使胡乔木对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到形成的过程十分熟悉。因此，在《七十年》最后一章，即第九章中，可以较完整地看到邓小平理论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的发展过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中的一些提法，与《七十年》出版后的邓小平的一些讲话内容高度吻合。因此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七十年》关于邓小平理论的阐述，延伸了到邓小平理论的第四阶段。邓小平在1992年春南方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胡乔木在1991年8月对《七十年》书稿进行最后修改时，据胡绳回忆，贯穿修改意见的根本精神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胡乔木对邓小平理论研究得出的一个主要判断。他在美国作学术讲演时，分析了中国长达犯了20余年的“左”的错误的原因。这些内容在《七十年》中有详尽深刻的论述。《七十年》的结束语中写道：“在前二十九年中，除开始七年比较顺利以外，可以说，走过的道路十分坎坷。我们党甚至犯过两次大的错误，因而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两次大的挫折。一次发生在以‘大跃进’为标志的1958年到1960年，另一次发生在以‘文化大革命’为标志的1966年到1976年。”“二十九年中的两次大错误、大挫折都是‘左’的指导思想的表现。”这也反映了作为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对“左”造成的危害有过刻骨铭心的感受，并深刻认识到在新时期“左”的惯性冲击力绝不能忽视。胡乔木在《题记》中写道：“八大后的十年曲折很多；‘文革’十年是悲惨的十年，但这时期也并非只是漆黑一团；而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十年中，却又出现了两任总书记的错误。客观历史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历史也应该是怎么样。”邓小平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最坚定的领导者。在1979年的中央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资产阶级自由化刚一露头，邓小平就亲自出面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指出：“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邓小平还说：“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第324页、第327页）此前邓小平已多次谈到对青年人的教育问题。例如，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回顾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尝试各种救亡方案的历程，然后说：“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第206页）《七十年》就新中国为什么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写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依据近代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他们基于自己的切身体会所确认的伟大真理。”书中列举了中国近代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道出了为什么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方案的根本原因，指出：“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针对当时社会上有些人打着批判“文革”和“大跃进”的幌子来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七十年》列举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详尽而有说服力地阐释邓小平1980年12月25日的一段话：“建国三十一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但是，经过三十一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企业单位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10月，第356-357页）当时还出现了风头不小的一种以反对封建主义为由来反对社会主义言论。《七十年》则直接引用了邓小平1980年8月18日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的内容，即邓小平在批评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弊端后指出的：“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同时，还有一个肃清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问题。但是，要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七十年》写道：“这个讲话（指《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这个“基本的指导思想”的定位是有前瞻性的。在此后的日子里，一直到现在，不时有人断章取义，曲解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精神。这些人称，中国共产党犯过的错误，特别是建国后犯的错误，主要根源之一是“封建主义的余毒”。并编造邓小平说过“封建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危险更大”，云云。这种人提出这样一个判断标准：只要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西方的“和平演变”，就是站在了封建主义的立场上。这完全不顾中国近现代史上，反对封建主义最强大的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基本历史事实。那些念念不忘搞自由化的人，热衷打着反封建主义的幌子来反对社会主义，幻想社会主义的中国回头补上一段资本主义的课，早日实行所谓的“宪政”。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坚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要强国，必须要牢记长达20年的犯“左”的错误的沉痛教训。但强国之路一刻也不能脱离立国之本，否则会走入歧途，犯颠覆性错误。在《七十年》最后一章中，多次提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特别是在论述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后的重要性时总结道：“因为实践已经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错误在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年8月，《七十年》第516页）这段话源自于邓小平1989年6月9日的讲话，原话是：“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05页） 《七十年》在这段话前面加上“实践已经证明”。“实践已经证明”这六个字，既体现了胡乔木对邓小平理论的深刻认识，又体现了他对邓小平理论的进一步丰富。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同弟弟邓垦的谈话中提到：“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就在‘四个坚持’。‘四个坚持’集中体现在党的领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 1975-1997 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9月，第1363页）这是邓小平在以往对四项基本原则不断阐释的基础上，根据中共十四大后我国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情况，对四项基本原则作出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新论断。

来源：胡新民 党史博采  2024-07-01 1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