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宗贤（1900.03~1926.03），字绍筝，1900年3月生于四川会理一个贫穷的家庭，幼年时随经营小商品的父母迁居到云南元谋牛街，为此将籍贯改为云南。姚宗贤从小性格沉静，聪慧好学。7岁时，望子成龙的父母省吃俭用，送他到小学上学。小学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曾一度休学。可姚宗贤“性抱宏远，深以不能求得高深学业为惧”，后通过亲友的资助，于1917年秋从家乡元谋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今昆明第一中学)第八班。在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他日益萌发救国救民的思想，参与发起组织云南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姚宗贤显示了自己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组织能力，他与省立一中进步同学起草和制作了题为《缘起》的传单，动员全社会迅速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在随后成立的云南学生爱国会中，姚宗贤是骨干成员之一，他积极参加了抵制日货、罢课等一系列活动，参与创办了《云南学生爱国会周刊》（后改为《云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及时宣传报道国内外、省内外时事，介绍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爱国运动情况。

姚宗贤烈士画像

姚宗贤考入省立一中时，《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进步报刊在昆明发行，姚宗贤开始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民主、科学思想和社会主义等进步刊物。在各种新思潮的影响下，姚宗贤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云南地主军阀的黑暗统治越来越不满，由此萌发了救国救民的思想。1918年秋，姚宗贤积极踊跃参加了发起组织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的工作。

1919年，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消息传来，姚宗贤激发出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组织能力，他与省立一中进步同学杨兰春(青田)、张四维(振华)、张炽(子昌)等六七人共同起草和制作了题为《缘起》的传单，参与创办《云南学生爱国会周刊》（后改为《云南学生联合会周刊》），及时宣传报道国内外、省内外时事，介绍北京和全国各地学生爱国运动情况。他还积极投入到省学联组织领导的抵制日货、罢课、游行示威等斗争和反日宣传等活动中，动员全社会迅速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正是在他们的号召和推动下，6月2日昆明8个中等学校代表相商，决定在昆明学生中组织成立了云南学生爱国会(后改称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云南支会，简称省学联)开展革命斗争。

1920年初，姚宗贤与昆明“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中的杨兰春、柯维翰(仲平)、张舫(方舟)、白光尧、张四维等人组织成立了云南近代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研究团体大同社(当时是以T·T·A为代号)，把“研究社会主义学说、改造社会”作为大同社的宗旨。姚宗贤担任这个社团举办平民夜校和组织新剧团(即话剧团)的工作，帮助劳动人民和贫穷失学的青少年学习文化，到校外演出各种新剧。他们的这些活动，受到劳动人民的欢迎，对昆明地区的社会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20年10月，以大同社成员为骨干，用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的名义，创办了革命刊物《滇潮》月刊，旗帜鲜明地提出“做云南吸收新文化的导管”。《滇潮》是当时云南进步舆论的一个重要阵地，在宣传新思潮、反对旧传统，推动云南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姚宗贤作为《滇潮》刊物的编辑之一，以犀利的笔锋连续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女子解放与环境的关系》、《对于国是报载迪身君〈非孝论驳议〉的一点怀疑》、《孟子的性善论及其政治哲学》等文章，主张婚姻自主、宣传女子解放、批判旧礼教、提倡新道德，同时批评国民政府，揭露云南地方军阀横征暴敛、黑暗专制的反动统治，力主实行民主政治。姚宗贤是云南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战士。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对新思潮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姚宗贤在省立一中读书期间，成绩优异，对人真挚，热心公益，思想激进，在同学中享有极高威信。

1921年秋天，姚宗贤在省立一中毕业后，为了进一步追求革命理想，决意北上求学。但是，家庭以男大当婚为理由，一再要求他同幼年时由父母包办订婚的未婚妻完婚，在昆明的亲友也多方约束他的行动。1922年春，姚宗贤毅然冲破家庭的樊篱，在同学的帮助下，乘滇越铁路火车绕道越南抵达上海。因筹集学费，他在上海停留了几个月后才得以辗转北上，到达北京。同年秋天，姚宗贤考入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今中央美术学院）西洋画系。在艺专，姚宗贤在致力于西洋和外文学习的同时，关心国事，密切注视祖国政治形势的发展。学校校政废弛，教学腐败，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南北军阀的专横和卖国，更激起他的强烈义愤。他心潮澎湃，无法安心于学业。因此，在校内，他发动同学组织领导全校开展改革教学运动；在校外，他积极投入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各项革命斗争。

姚宗贤在北京艺专主修西洋画和外国文学，在艺术上有一定造诣。他在《京报》上发表文章《不懂》，点评当时中国著名美术家林风眠（时任北京艺专学校校长）的画展。在努力学习的同时，他关心国事，发动同学揭露学校的腐败现象，要求进行教学改革。经过一系列革命斗争的锻炼，于1924年初加入中国共青团，随后转为中共党员。入党后，姚宗贤担任艺专学生自治会主席职务，同时成为中共艺专首位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北京学生总会的领导和北京特别市党部党务等党内重要工作，圆满完成党组织和北方区委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与此同时，为了团结云南旅京同学参加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姚宗贤还积极参与云南旅京学会的各种组织活动，1925年秋参加了北京大学云南籍学生王懋廷(德三)、王濡廷(复生)、杨兰春等人发起成立的云南旅外学生革命组织新滇社(原称云南革新社)的工作。在新滇社中，姚宗贤是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经过姚宗贤、王懋廷(德三)、王濡廷(复生)、杨兰春等人的积极引路和帮助，一些云南籍同学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经为党和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张炽等烈士，姚宗贤是入党介绍人。

1926年3月18日，为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督促段祺瑞反动政府驳回日、英、美、法等八国的最后通牒，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领导组织北京各界爱国民众数千人，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国民大会，会后，与会群众列队到铁狮子胡同反动政府门前请愿。时任中共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党支部书记、学生自治会主席姚宗贤，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范士融带领同学跟随着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组织部长陈乔年组织浩浩荡荡的游行请愿队伍走上街头，为帝国主义制造“大沽口事件”、侵犯中国主权、抗议八国最后通牒，举行游行请愿。当游行队伍走到铁狮子胡同段琪瑞卖国政府国务院门前时，反动军警早已森严戒备。面对全副武装的凶残敌人，游行请愿队伍中学生无所畏惧、大义凛然，表现了爱国学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坚强意志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在双方对峙中，丧心病狂的段祺瑞反动政府竟下令卫队，向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群众队伍开枪射击，致使当场47人罹难、155人重伤，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组织部长陈乔年也负了伤。北京铁狮子胡同段琪瑞反动政府国务院门前尸横遍地，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这一天，被鲁迅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这一天，冲在游行请愿队伍最前面的云南籍学生姚宗贤、范士融首先中弹当场牺牲，是“三一八”惨案中牺牲的7名共产党员中的2名，也是为共产主义革命中献出生命的云南籍最早2名共产党员。当晚，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北京市学联中共党团书记陈毅召开中共北京党团组织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斗争到底。陈毅又在北大一院召开了200多个团体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讨论有关善后事宜。为抗议政府暴行，3月19日，北京各学校一律停课，全国舆论沸腾。纷纷谴责国务院门口屠杀。3月20日，反动政府迫于压力，国务总理贾德耀引咎辞职，段祺瑞亦明令抚恤死者，医治伤者。同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商人、学生、工人、农民、兵士，应急起联合起来，不分党派，一致奋斗，发动一个比‘五卅’运动更伟大的运动，以雪最后通牒之耻”。

3月2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会场高悬“先烈之血，革命之花”8个大字，鲁迅等人就此惨案连续写了7篇檄文。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追悼大会后，举行了抬棺游行。为纪念死难烈士，北京各大中学校同学缠黑纱一周致哀。同日，北京艺专全体师生举行姚宗贤追悼大会，追悼大会隆重，肃穆。会场挂满了学校师生员工和各界人士制作的一千多幅挽联，北京艺专学生自治会写下了“革内政当先锋生饶勇气，为外交作后盾死岂甘心”的挽联。北京艺专师生和云南旅京学生为永远纪念姚宗贤这位革命的先锋战士，分别在西京畿道校园和宣武门外教场云南会馆北馆内修建了姚宗贤纪念碑。

1926年3月，鲁迅为北京“三一八”惨案死难烈士而写下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而云南籍共产党员姚宗贤、范士融就是“三一八”学生游行请愿队伍中冲在最面的斗士，是在反动派子弹下英勇牺牲的“真的猛士”。4月7日，云南共产党人、新滇社发起人王濡廷(复生)满怀悲愤，在新滇社发表《为“三·一八”流血宣言》，宣言中写道“......新滇社尚未完成的时候，丧失了姚宗贤、范士融两位最勇敢、最精悍、最忠实的同志，自是无上的损失。”严厉声讨帝国主义走狗北洋军阀政府的滔天罪行，深切哀悼姚宗贤、范士融烈士。新滇社刊物《铁花》发表了《范姚两同志死难特号》，介绍姚宗贤、范士融两位烈士的革命事迹。

1929年4月，北平特别市政府在圆明园九州清晏遗址建起了“三一八”烈士墓，烈士墓四周铭刻烈士姓名和籍贯，云南籍共产党员姚宗贤、范士融的英名在列。碑身正面镌刻“三一八烈士纪念碑”8个大字，基座刻“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国民军奋斗于畿郊，因见忌于帝国主义者，而有大沽口炮舰入港事。北京民众反对八国通牒，齐集执政府前呼号请愿，生气勃勃。乃以佥壬弄国，竟令卫士开枪横射，饮弹毕命者四十一人，横尸载涂，流血成渠。其巩目睹心痛，愤慨至今。及革命军克服旧京，奉命来长北平市，追念逝者，为请于中央准予公葬。葬事告竣，奉其姓名、籍贯、职业之可考者，得三十九人，其无从考证亦死斯役者二人。又负伤或因伤而致残废者，多不得纪。志士埋名，深为遗憾。会此役者，或为青年女子，或为徒手工人，或为商贾行旅，皆无拳无勇，激于主义，而视死如饴。世以‘三一八惨案’称之，以其为三月十八日事也，其巩既揭于其阡，记其事以告后之览者”。

2009年9月，姚宗贤被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省委组织部、省委党史研究室、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省文明办评选为“60位为解放云南作出突出贡献人物”。这是对两位革命英烈的最好告慰，我们要时刻不忘，永远铭记，永远敬仰。

（元谋县委党史研究室 杞志聪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