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血雨腥风中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17岁的罗志昌从偏僻闭塞的德宏芒市坝竹走到昆明，山高路远，整整走了26天。1934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昆华师范学校。期间，和同学一起组织了新文学研究会和时事读书会，参与出版《新文学月刊》《前哨》《群众呼声》等进步刊物。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当选云南省学生抗敌后援会出版部长。

罗志昌在自传中讲述了对党的认知：“我对共产党倾向仰慕已久，在1935年至1936年，即想找党，但云南党的组织在大革命末期被反动统治镇压后，这一段时间内，是几乎没有党的组织活动，因此也就无法找到党的组织。”

1937年，为重建中共云南组织，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李群杰回云南开展工作，组建中共昆明市支部并任书记。他的重要任务就是物色思想坚定、品质优良的同志入党，发展壮大党员队伍。李群杰公开身份是昆华师范学校、昆华中学政治教员。一心追求进步的罗志昌终于找到了党组织，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德宏州第一位共产党员。

1937年12月，罗志昌从昆华师范学校毕业。父亲罗玉德是世袭“练地”的把总（相当于乡长），他一次次写信催促罗志昌回家管理家业。但罗志昌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到革命圣地延安，并得到党组织批准。1938年2月，受中共云南省特委委派，罗志昌到延安汇报云南省恢复党组织工作情况，并留在延安学习。

罗志昌拿着父亲给的回家路费30多块银元，与同是昆华师范学生的中共党员的同学匡沛兴一同奔赴延安。为躲避敌人追捕，他俩绕道越南、香港、广州、汉口、郑州，到达西安后，参加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组织的步行团，克服艰难险阻，走了整整8天，终于在4月下旬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二人将云南党组织开展工作的情况向中央组织部作了详细报告。

据敌伪档案记载，罗志昌离开昆明去延安前夕，敌特机关已经认定他是共产党，并发出“滇黔桂剿匪军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特字第126号公函”秘密侦查令，就在敌人动手之前，罗志昌离开了昆明。

宝塔山下锻炼成长

罗志昌和匡沛兴到达延安后，作为抗大第四期学员，分配到十大队二中队瓦窑堡抗大分校学习，学习时间为7个月，分2期进行，第1期以政治为主，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中国近代史、统一战线、群众运动等。第2期以军事为主，主要是训练各种战略战术和进行实战演习。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讲授和关怀让罗志昌毕生难忘，成为他革命征途上“坚定不渝跟党走”的巨大动力。

学习期间，罗志昌结识了授课的云南老乡艾思奇，他们都是昆华中学（现昆明第一中学）毕业的。艾思奇用哲学思维引导他看问题、想问题，帮助他深入领会毛泽东的讲话精神。通过在瓦窑堡抗大分校的学习，罗志昌的政治理论水平得到提升，理想信念更加坚定。

不久，罗志昌又进入中央组织部党员训练班和行政训练班学习。1940年5月，罗志昌被选送到马列学院继续深造，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他认真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马列主义基本问题、党的建设、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西洋革命史等课程，聆听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刘少奇、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授课，并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个人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为了表达自己坚定的信念，他将名字由原来的罗自昌改为罗志昌。

1942年6月，罗志昌被派到绥德分区中共绥德地委统战部工作。他与延安《解放日报》社驻绥记者海霞、林坚、田方等一道长途跋涉近四百华里到达陕北绥德。这时地委统战部只有副部长黄植一人，罗志昌协助黄植开展工作，很快就能熟练运用党的统战政策。罗志昌曾几次设法去榆林和山西，接近国民党地方上层人物。同年冬，朱德总司令在王震旅长的陪同下到绥德视察防务，因为黄植下乡，罗志昌奉命汇报警备区的统战工作和各界动态，并引见国民党二十二军驻绥办事处主任田子亨与朱总司进行了多次长谈。由于地委统战部卓有成效的工作，团结了绥德分区一大批知名民主人士，有力地贯彻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发挥了警备区的桥头堡作用，维护并促成了党中央“支撑北线，保护边区”的战略意图，为绥德地委的统战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分区民主政治建设作出了贡献。

1943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德、米脂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治委员。4月，中共绥德地委大兴调查研究，罗志昌被指派到黄河一线搞河防工作调查研究。临行前，地委书记习仲勋、宣传部部长李华生分别作动员讲话，反复阐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罗志昌一行的调查之旅，历时近一月，就军事防务、自卫军组织及活动、军民联防、两岸贸易往来、对阎锡山集团的统战工作等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工作中，罗志昌不仅熟悉了陕北农村，更提高了调查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1944年底，罗志昌被派往沿黄一带从事河防工作。根据中央军委对沿黄地带“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指示，他的主要任务是在沿河一线开展统战工作和秘密斗争，加强黄河两岸的联系，搜集沿河日伪情报，协助八路军河防部队和地方组织自卫武装斗争，帮助恢复原沿河工委所属的柳林县和中阳县三交镇、碛口镇的党组织，团结联络地方头面人物及士绅，协助地方党政部门安置救助难民等。凭着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胆略，罗志昌不足一年的沿河工作卓有成效，圆满完成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奔赴东北立新功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各解放区抽调军队和干部进入东北。罗志昌于1946年1月到达东北，4月被派到合江省（今黑龙江省）勃利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

罗志昌到任后，按照合江省委提出的“一个中心（发动群众）、三项任务（剿匪、生产、支前）”，即以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为工作中心，完成消灭土匪、恢复和发展生产、支援前线三项紧急任务。当时发动群众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最大障碍就是匪患，因此剿匪成了合江省最紧迫的任务。罗志昌带领群众配合合江军区主力部队，剿灭了东北最大的土匪谢文东（“座山雕”人物原型之一），并组织了万人公审大会，宣布对谢文东予以处决。这一重大胜利，威慑了各方土匪势力，保护了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稳固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土地改革是根据地建设的中心工作，放手发动群众是完成这项中心工作的关键。罗志昌按照合江省委要求，组织下乡工作团进行土改试点，开展反奸清算斗争，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分配土地，彻底变革农村封建土地制度。发展党组织，建立革命政权，把广大农村建成巩固的根据地。

罗志昌身体不适应寒冷的东北，但为了完成任务，他总是冲在第一线，不管天寒地冻，不管匪情多严重，哪里的工作有困难，他就出现在哪里，经常顾不上吃饭，就是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他落下了老寒腿，患上了肺结核病。他总是默默地忍受着，身体力行，践行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使命。

1947年夏，罗志昌从勃利县长的岗位上抽调出来，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前往吉南一带开展土改工作。他带领土改工作队员搬进农民的草房，把自己的口粮分给穷苦的农民。他不怕脏、不怕累，与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了解他们的疾苦，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工作队在各个屯建立农会，划定阶级成分，丈量分配土地。这场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几千年来形成的封建土地制度，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有力调动了人民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积极性。吉南地区的土改在吉林省率先完成，《吉林日报》报道了他们的经验。

1948年9月，吉林全境解放，罗志昌前往长春开展城市接管工作。1949年4月，罗志昌担任长春市头道区区长，期间经组织介绍认识了在长春市公安局工作的李淑荣，结成了革命伴侣。

投入家乡工业建设

渡江战役胜利后，我军乘胜向大西南进军。罗志昌夫妻参加西南服务团，投入解放和接收云南各项工作。他们从长春出发，经过4个多月行军，行程8000里路，于1950年2月进入曲靖市沾益县，回到阔别12年之久的家乡。

1955年8月，罗志昌被任命为云南省水力发电工程局副局长，开始投身云南水电建设事业。以礼河发电厂位于滇东北会泽县境内，是我国第一座高水头、跨流域开发的梯级水电站，为我国“一五”期间的重点建设工程之一。电站于1953年踏勘，1956年开工。罗志昌带领同志们日夜奋战，以改天换地的气魄，开创了新中国水电建设史上的多个“第一”：当时全国最高水头电站、亚洲第一人工大坝等。1958年8月，以礼河二级电站提前4个月建成发电。1960年7月，罗志昌被任命为以礼河发电厂厂长。

罗志昌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不迷信僵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每当水电建设遇到技术问题或难题，罗志昌都认真对待，积极会同技术人员和工人师傅一道深入现场调研，勘查商讨解决办法。他还几次纠正叫停为抢工期、抢进度，违背客观规律、草率行事所为。他鼓励青年工人开展“五小创新”活动，称赞一线工人创立的工程师加八级工，铅笔图纸加锉刀的联动工作法；组织三级技术会审，确立水电专家组定审方案。他常说我们工程资金不宽裕，家底薄，不管哪样人，也不论外行和内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技术不是拍脑壳拍胸脯，马虎不得，必须实事求是，客观决定主观，力求万无一失，坚持责任制意识不放松。引导职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主人翁的姿态不遗余力地建设好以礼河水电站。

1963年3月，以礼河电厂被评为西南三省的“五好企业”。在荣誉面前，罗志昌虚怀若谷，他在笔记里这样表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荣誉和成绩，根本是同志们辛勤劳动的结果，我们共产党人务必牢记并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干部群众；三大法宝永远是我们取得胜利的保证。回想延安听主席讲‘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愈发体会深刻，以此自勉。”时任云南省水力发电工程局党委书记龙南生这样评价他：“志昌同志爱学习、会学习，是一位善于把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马列知识分子”。局长李天柱也曾说：“他（罗志昌）受延安的洗礼，在毛泽东的身边，成为名副其实的红色种子，饱含延安精神的基因，把抱负和理想，做人和做事，都以延安精神鞭策之、践行之、体现之，当今云南电力企业文化的精髓里，无不浸透着这种精神内涵和实质。”

坚定信仰永不变

“文革”期间罗志昌受到了冲击，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毫不动摇。1975年夏，罗志昌恢复工作后，带着工作组到滇西检查调研地方电站工作。在芒市调研时，罗志昌对水电队长曹文章说：“小曹，我是芒市下东坝竹人”，曹队长十分惊讶：“老首长是芒市人？你看，翻过那座尖山就是你的家坝竹村，我马上找匹马驮你回家看看!”罗志昌说：“我是来工作调研的，要遵守组织纪律，这事就算了。”阔别家乡44年的罗志昌久久远眺了家的方向，却没有回家看看。这次滇西调研时罗志昌已是肝硬化晚期，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多想回家看看，但最终还是坚守了组织纪律。

罗志昌一生严于律己、两袖清风，朴实纯粹、淡泊名利。去世前2个月，他还在病榻上写信给儿子，要求他刻苦钻研业务，加强政治学习，多做贡献、报效国家。他经常教导子女：“一个人的清白有三方面：一是政治清白，不做有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情；二是经济清白，不取不义不法之财，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三是做人清白，就是要谦恭礼让、诚实守信，心存好人有好报的善念做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延安精神教育滋养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凝聚人心、战胜困难、开拓前进的精神力量”。罗志昌是“边疆人民心向党”的忠诚践行者，是延安精神的忠实传承者。

（作者：明祖丽 单位：中共德宏州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