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根据不同形势、不同条件，对云南解放进行宏观战略指导和具体指示，加速了云南的解放进程，为党在云南顺利开展各项工作指明了方向。

未雨绸缪，争取主动

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延安就敏锐地洞察到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本质。1945年7月22日，对刚闭幕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他在新华社发表关于时局的评论《内战危险空前严重》中强调：“中国人民绝对不可稍有疏忽与大意”，号召中国人民应该为反对内战危险而奋斗。

与此同时，毛泽东非常关注西南三省的战略地位，在发表时评的当天，致电中共中央重庆工委委员徐冰、刘少文（张明），指出：“蒋一切布置都是准备反共的，内战危机空前严重，望将延安反内战新闻在大后方设法传播。这些新闻的措词将使中间派认为太尖锐，但日后将证明我们意见之正确性。”强调“望用最大注意力布置云、贵、川三省农村据点，准备将来打游击，不使我党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处于完全挨打与束手无策的地位。”毛泽东在抗战结束前夕下，专门就国民党统治区扩大反内战宣传以及建立云贵川农村据点发出的指示，为避免被动、争取主动进行了高瞻远瞩的安排部署。

中共云南省工委根据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精神，一方面领导反内战、争民主的城市爱国民主运动；一方面把运动中培养锻炼的各民族党员、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和革命知识分子派到全省各地，建立农村工作据点，普遍建立和发展翻身会、农抗会等农民群众团体和兄弟会、姊妹会等各种民间组织，发动各族群众反对国民党征兵、征粮、征税的斗争，在斗争中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组建了一批秘密武装，通过合法形式，控制了国民党的一批乡（镇）公所，为武装斗争做准备。到云南全境解放的4年多时间里，云南党组织按照中央各个阶段的战略部署，积极准备，适时发动，最后配合南下野战军胜利解放了云南全境，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设想。

因势利导，凝聚人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和平与内战、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重大历史选择。由于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使战争的阴霾又重新笼罩在人民头上。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昆明广大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率先举起反内战、反独裁的大旗，吹响了要和平、要民主的号角，发动了揭开第二条战线序幕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

毛泽东始终关注着昆明学生和各界人士的爱国行动，并给予高度评价。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号召说：“援助国民党区域正在发展的民主运动（以昆明罢课为标志）使反动派陷于孤立，使我党获得广大的同盟者，扩大在我党影响下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这一号召，极大地鼓舞了云南人民和国统区各界各阶层人士，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运动，迅速形成了全国人民反对美蒋的第二条战线。

1946年7月11日、15日，民主斗士李公朴、闻一多先后遭到国民党特务暗杀，举国震怒，万众激愤。毛泽东、朱德在致电李公朴夫人张曼筠信中，号召“全国人民必将以先生之死为警钟，奋起救国，即以自救”，在给闻一多家属的致电中指出“全国志士必将继先生遗志，再接再厉，务使民主事业克底于成”。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对李公朴、闻一多二烈士遇害的哀悼，使云南汹涌澎湃的爱国民主运动浪潮再次汇入了第二条战线的洪流。

肯定成绩，进军西南

在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战场推进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形势下，1947年底，根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发动农民武装斗争问题的指示和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关于第二战场的战略部署，中共云南省工委经过长期和充分的准备，全面部署和组织全省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斗争。从1948年初开始，在全省范围内燃起了人民武装斗争的燎原烽火。毛泽东对包括云南在内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统一战线工作和武装斗争开展情况给予充分肯定。1948年10月10日，他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指出：“党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有了很大的成绩，这表现在各大城市中争取了广大的工人、学生、教员、教授、文化人、市民和民族资本家站在我党方面，争取了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站在我党方面，抗拒了国民党的压迫，使国民党完全陷于孤立。在南方几个大区域内（闽粤赣边区，湘粤赣边区，粤桂边区，桂滇边区，云南南部，皖浙赣边区和浙江东部南部）建立了游击战争根据地，使这些地区的游击部队发展到了3万余人。”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的电报中指出：“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7月，毛泽东在部署广西战役时，指出：“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7月16日和17日，又电示二野、三野领导人“估计桂系是不肯轻易放弃广西逃入云南的，因为云南卢汉拒其入境，云南还有我们强大的游击部队。”9月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前线各野战军负责人、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南方人民武装及各界人民电》中指出：“我广东、福建、广西、云南诸省的人民解放军在各该省的胜利发展，极大地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后方。”此时，云南全省已建立起10块连片的游击根据地，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发展到4万多人，民兵游击队10多万人，游击根据地形成了农村包围昆明的态势。9月9日，他电示四野领导人，“白崇禧的最后一条退路是云南。他以回云南的口号拉住了鲁道源，故在白、鲁退入广西后，可能即令鲁道源军或再配以一部桂军入云南。如果是这样，那时我们应考虑从陈赓兵团先抽一部（例如一个军）出云南，配合我在云南的游击队在云南先建立根据地。”10月19日，毛泽东在部署西南地区作战时，电示四野领导人：“现在假定白匪主力退至云南，加上贵州之敌亦退至云南，加上云南卢汉等部，共有敌军十万人左右，我仍应只以陈赓兵团十万人，加上地方游击部队（据说有二万余人）去对付，方有主动。”可见，在进军大西南的战略谋划中，对于歼灭胡宗南和白崇禧两大集团，毛泽东已充分考虑到云南的战略地位，并重视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作用，将其纳入西南战役的统一部署。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按照“配合反攻形势，发动第二战场”的方针，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围剿”斗争并取得胜利，相继打通了桂滇边、滇黔、滇桂通道，切断了敌军退守滇西，外逃缅甸的通道，为野战军入滇扫清了障碍。

指明出路，称赞起义

1949年初，三大战役结束后，云南的形势呈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4月，野战大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全国解放，指日可待。而蒋介石则不甘心这一已成定局的失败命运，拼凑西南防线，企图在西南，特别是云南建立反共基地，作垂死挣扎。党领导的云南人民武装在全国大好形势鼓舞下，越战越强，以卢汉为首的国民党云南政权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寻求出路，卢汉多方派人与共产党联系，但在蒋介石的高压政策下又不时表现出摇摆。为了全歼退守云南的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国民党顽固势力，1949年7月21日，毛泽东在关于接见龙云代表给周恩来的信中指出：“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龙云则允其参加政协，会后仍可回港。”这封信决定了争取卢汉起义的方针和策略，也给穷途末路中的云南地方实力派指出了光明的出路。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在昆明率领所属九十三军、七十四军和省、市政府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接着，驻在昆明的一些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军政机关也跟随起义，省内各地，除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已经解放的地区以外，其余国民党专、县两级政权和地方部队、也大部响应起义，昆明市和云南部分地区实现和平解放。对此，毛泽东与朱德在12月11日给卢汉的复电中，称颂“云南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政府，服从中央人民政府，加速西南解放战争的进程，必为全国人民所欢迎”，指示卢汉“与重庆直接联络，接受刘邓两将军指挥”，同时对起义后的重要工作提出4项要求，即“（一）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云南，并配合我军消灭一切敢于抵抗的反革命军队；（二）执行人民解放军今年四月二十一日布告与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刘邓两将军的四项号召，保护一切国家财产，维持地方秩序，听候接收；（三）逮捕重要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活动；（四）保护人民革命活动，并与云南人民革命武装建立联系。”

先围后打，迎来解放

经过成都战役和两广战役，国民党蒋介石在大陆赖以生存和挣扎的胡宗南、白崇禧两大集团相继被我大部歼灭，割据西南，建都重庆，卷土重来的迷梦已彻底破产。然而反动派是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在我大军压境，逼近昆明的形势下，敌第八军、第二十六军仓皇向滇南撤退，企图由空中、陆路逃往国外或台湾。中央军委于1949年12月24日，命令第四野战军三十八军的一一四师和一五一师开赴云南，配合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封锁滇南国境沿线。把残存在云南的国民党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消灭在大陆，以减少将来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的困难。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部署和二野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作出了战役部署：三十八军一一四师、一五一师和边纵第一支队，组成左路部队，沿中越边界，前出河口、金平一线，断敌逃往国外的道路；十三军为中路部队，兼程急进，直出蒙自、开远一线，首先控制蒙自机场，断敌空中逃路；边纵和卢汉起义部队各一部，组成右路部队，由昆明南下阻击西逃之敌，配合主力作战。

1949年12月29日，远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仍惦记着云南边陲的作战，他电告刘少奇：“请告刘邓转知卢汉及云南我军，只可在李弥、余程万之先头阻止其向越、缅前进，不可向其后尾威胁或追击，以免该敌过早退入越南。卢汉及我军均应向该敌进行政治工作，策动该敌起义。”毛泽东指示参加滇南战役的部队正面追击不要太急，以麻痹和拖住敌人；担任迂回包围的三十八军一一四师和一五一师动作要快，以阻住敌人南逃之路。电报很快传达到奔袭途中的部队，指战员们备受鼓舞，对毛泽东感到格外的亲切和由衷的敬佩。他们兴高采烈地议论着：“这一仗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我们呢”“咱们可得给党和毛主席争光！”“一定要把敌人堵住，把红旗插到河口去！插到祖国南疆！”

1950年2月19日，野战军把五星红旗插到了中缅边境的打洛镇，历时55天的滇南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3.2万余人，完成了祖国西南边疆追歼逃敌的作战任务，实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大迂回、大包围、先围而后歼的战略部署。2月24日，云南省地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在昆明市庚园召开，陈赓在会上庄严地宣布：“解放军和云南人民、云南的党会师了，云南从今天起已完全获得解放了。”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奋斗，云南各族人民终于迎来了彻底解放的伟大胜利。

（作者张李明 单位：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