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事业的先驱，为创造和发展我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20世纪3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聂耳以笔和乐曲为枪同敌人进行顽强斗争，谱写的《义勇军进行曲》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斗志，成为不朽的民族战歌。聂耳仅23岁就英年早逝，却如冼星海所说的那般，“以他满溢的才华和大胆创新的精神谱出了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不得不提倡科学，暂停国故。”1912年2月，聂耳出生于云南昆明。在求实小学读书期间，聂耳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率领同学们积极支持校方与霸占校舍的封建势力作斗争并取得胜利。学校为此颁发书面奖状表扬聂耳的正义行为。五卅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形成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局面，聂耳积极投身于反抗帝国主义暴行、支援“五卅”受难工人宣传和募捐演出等革命活动。在《近日国内罢工风潮述评》的作文中，聂耳开始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矛盾，认为工人阶级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压迫最为残酷，提出了“欲免罢工之患，非打破资本（产）阶级不可”的见解。当时聂耳虽还是一名中学生，但对民族生存、国家兴亡已开始深入思考，认识日渐成熟。1926年，聂耳在《科学与国故及我国现时应提倡科学之原因》的作文中，提出“因现在中国为弱极之时，而正当列强竞争科学之时，不得不提倡科学，暂停国故。”教师批语：主张重科学，所见甚是。聂耳强烈的斗争意识，为他走上革命音乐之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聂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人民创作、为人民立言、替人民呐喊是聂耳始终如一的斗争方向。1932年7月22日，他在上海《电影艺术》第三期刊载的《中国歌舞短论》中有力抨击当时文艺作品的现状：“香烟肉感，热情流露，这便是十几年来所谓歌舞的成绩。”明确指出当时的音乐作品中的妥协性和软弱性，高呼“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真枪的硬功夫！你想，资本家住在高楼大厦大享其福，工人们汗水淋漓地在机械下暗哭，我们应该取怎样的手段去寻求一个劳苦大众的救主……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聂耳把维护底层劳苦大众根本利益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给人以无限的感动，体现了聂耳鲜明的斗争方向。

投入到“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中去。纵观聂耳一生的学习、生活、创作和革命活动，他始终保持着坚韧的斗争意志，这种意志从未消退且愈加顽强。大革命失败后，聂耳在云南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就读，他在《我的人生观》一文中写道：“恶劣的社会快要和我们有为的青年交战了——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社会里的……还有种种的恶俗和许多不能适应新社会的旧礼教，仍然存在二十世纪科学时代的社会里。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打倒的。换言之，就是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聂耳并未退缩，1928年，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积极参加印刻张贴传单和游行示威等革命活动，用实际行动投入到“打倒恶社会建设新社会”中去。1932年6月28日，聂耳在上海给母亲的信中写道，“我一向总是抱着一个正当的宗旨：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碍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这是聂耳对其母亲提出的婚姻问题、回滇问题、人生问题作出的回答。他始终将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相结合，将个人选择与社会需要相统一，将个人追求与时代主流相契合，正确看待和处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坚定斗争意志，积极主动担当。

“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文化艺术是重要的斗争方法和斗争武器，在历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让聂耳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的侵略罪行，看到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下工农群众的痛苦生活，深感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下，聂耳大胆发问：“什么是中国的新兴音乐？这是目前从事音乐运动者，首先要提出解决的问题。”他说，应该“编出革命的、同时保持高度艺术水准的音乐”，代替大众来呐喊，而不是用靡靡之音腐蚀中国人民的心灵。聂耳还有力地驳斥了一些资产阶级音乐家提出的“为艺术而艺术”“为歌舞而歌舞”的口号，揭露了其为国民党反动统治服务的本质。革命艺术化，以艺术为载体开展斗争，艺术革命化，让艺术充满革命的力量，革命事业催生新的艺术和艺术家，新的艺术和艺术家应该服务于革命事业，这是聂耳斗争与艺术的最大特点。形势越是严峻、情况越是复杂，聂耳越是勇往直前，始终与人民同呼吸、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脉搏，这就是聂耳的作品历久弥新、传唱不衰，深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欢迎的原因。

（本文摘编自2020年05月22日《学习时报》作者：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