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革命转折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作出了六项重要决策和部署——

威信县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景观

扎西会议会址（水田寨会议旧址）

扎西会议会址（扎西镇江西会馆）

  扎西会议会址（庄子上会议旧址）

 陈祖英

1934年，由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长征初期，红军损失惨重，在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在此危急时刻，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初步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开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1月19日，中央红军撤出遵义城。2月5日到10日，在云南威信县集结休整期间，中央政治局于水田寨、大河滩、扎西镇等地连续召开会议，因为扎西是会议结束的地点，又是威信县城，因此把这些系列会议统称为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中国革命处于转折时期的一次重要会议，它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项：

一是完成了“常委分工”，使遵义会议要解决而没有来得及解决的组织路线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决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决定，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共产国际确认和支持的党内领导人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革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是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由于时间紧迫，中央最高领导权并没有来得及移交到位，直到2月5日，红军转战到扎西地区后，“交权”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博古经过长时间犹豫，同意退出了党中央总负责人的领导职务。在毛泽东的提议下，常委会决定由张闻天接任党中央总负责人一职，中央领导权实现了在频繁作战征途中的平稳过渡，由此从组织上正式结束了王明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地位，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二是重新实施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对当时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出布置

长征以来，由于博古的错误领导，实行逃跑主义，中央对全国各苏区和红军部队，一直“无指示、无回电、也不对全国部署总方针”。遵义会议后由于战争紧迫，亦未能解决好这个问题。扎西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决定重新开始实施对中央苏区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对急需解决的军事路线、组织领导、白区工作等重大问题作出了研究部署，恢复了对全国革命斗争的领导。

三是根据敌情变化，确定了中央红军新的战略行动方针

红军在扎西期间集结，蒋介石认为红军进入了偏僻地区，是置对手于死地的好时机，便急令川、滇、黔三省部队和中央军薛岳纵队，桂军廖磊师共几十万大军实行大包围，欲将红军压缩在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地区，利用天然屏障，实行分进合击，以达“聚而歼之”的目的。面对敌情变化，中革军委及时改变了原定红军在宜宾上游或下游北渡长江的计划，果断地作出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毛泽东不负众望，指挥着3万余红军，在千沟万壑的云贵高原上，与数十万从四面八方猛扑过来的敌军，展开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弄得敌人疲于奔命、穷于应付、处处被动，正如朱德指出的，遵义战役“击溃王家烈八个团，消灭吴奇伟部两个师，缴获枪两千以上，俘虏约3000人”，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将士的士气。红军四渡赤水，二占遵义，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四是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等一系列文件，认真总结了党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长征及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与理论基础

遵义会议着重总结了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发言，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全面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得到了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意，会议认为博古在会上作的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的报告是不正确的，并委托张闻天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在会上的发言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份总结决议于2月6日至7日在扎西会议上获得通过，它第一次系统地总结和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批判了博古、李德为代表的教条主义的军事路线，使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路线问题得到彻底解决。为了能迅速传达会议精神，在通过这个决议的同时，扎西会议还通过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并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于2月8日正式发布，并立即组织全体红军将士传达贯彻，这也是扎西会议的一大贡献。

五是研究部署了红军的精简整编问题，适应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作战方式，有效地增强了战斗力

红军撤出中央苏区时，组成了庞大的后方机关，大批民夫把各种笨重机器都抬着走。比如兵工厂、造币厂、被服厂的各种装备，甚至连印《红色中华》的印刷机、医院的大型器械也抬着进行长征。仅苏区中央银行的挑子就有140多挑，而有的机器的底盘，要十来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才抬得动。这样，红军行军作战，时常处于被动，大大增加了部队的伤亡。进入贵州以后，摆脱了敌军合围的险境，经过黎平会议和遵义会议，部队已经作了一些精简，但仍有一些坛坛罐罐还舍不得扔掉，红军要寻求新的战略机动，就必须卸掉这些包袱。另外，从红军的建制方面看，由于一路上红军减员很多，短短两个月就从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为3万多人，人员严重损失，有些部队番号已是名存实亡，原有的部队建制已经不适应新的情况，为此，中革军委于2月10日发布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红军部队迅速进行了整顿、精简、缩编，干部层层下放，机关和后勤工作人员也作了必要的精简，下放到连队去，改变了过去“上重下轻”的组织形式。中央红军除干部团外，共编为16个团，红1军团缩编为6个团，红3军团缩编为4个团，红5、9军团各编为2个团。部队缩编后，适应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的作战方式，提高了红军战斗力。

六是作出了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的决定

为贯彻这一决定，中央红军抽调红3军团6师政委徐策、红大副校长余泽洪、红8军团民运部长戴元怀等同志，组成川南特委，作为领导核心，又在全军选拔了400多名指战员作为种子，于1935年2月7日，在离扎西20公里的石坎子，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队。以后，与叙永特区游击队会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南区牵制敌军，配合主力红军长征，给敌人以很大的打击。在斗争过程中，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又与红军黔北游击队和红军川南游击支队会合，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共有1000多人。原川南特委改组为“中共川滇黔边区特委”。这支红军游击队，在川滇黔边区坚持了长期艰苦的游击战，建立了革命根据地，牵制了大量敌军，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扎西会议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和部署，完成了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其历史功绩永不磨灭。

（作者单位：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本文图片摄影 李秋明）信息来源：云南日报

                                                                                                                              （编辑：成信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