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一项横贯古今的历史课题，随着改革的实践深入和层极提升，结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历史研究的展开，有必要在党史研究领域强化对改革史研究的认知深入和理论深入，从历史维度、现实维度和理论维度上重新解构改革这一古老而又崭新的历史命题。

第一，逻辑起点。逻辑起点是基于改革的起因、原动力等综合要素的客观判断和理论选择。改革是国家决策层自觉回应民众普遍的危机感的一种理性选择，没有普遍的危机感，不可能形成改革共识。改革开放的起源，最直接的就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社会精英乃致普通民众的普遍危机感。“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两大灾难性后果：一方面是社会伤害太大，它把所有的阶层，特别是精英阶层遭受严重挫折。另一方面是老百姓生活太苦，民生问题已经成为很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两个问题促使党内和知识界对于我们过去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刻的反思。认清了这两点，有助于我们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改革开放的思想起点、逻辑起点和历史起点。逻辑起点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导航和理论动员，二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判断，三是农村局部地方的自发改革，在实践上形成了自下而上的倒逼之势。 

古人言：“读史早知今日事”。历学家钱穆也说过“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从历史上看，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正是决策层回应民众改革愿景的正常反应。北宋中期，上层统治者意识到内部所积压的社会问题和外部危机的严重性，一些文人士大夫期望通过变法革新来扭转“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历史学家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描述道：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公元1043年，范仲淹、富弼向宋仁宗提出了《十事疏》的改革纲领，拉开了“庆历新政”的改革序幕，轰轰烈烈的新政遭到利益集团的强烈阻挠，仅铺开一年就骤然叫停。但“庆历新政”为随后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历史样本。 

第二，改革路径。王安石变法一开始打出的旗帜和选择的路线就比较明确，所提出的改革首要目标即是“变风俗，立法度，今之所急也。”因之确定的变法路线也比较简便：“榷（音确）制兼并，均济贫乏”，改变纵容豪强兼并的旧风俗，建立抑制兼并的新法度。变法具有“一盘棋”思想，他这样描述财政改革思路：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此臣所以汲汲于差役之法也。废除差役法，实行免役法，抑制兼并，惠农富农，解决国家财政困难等等。等国家财力充足后，再挥兵北上，解除北方的辽和西夏的军事威胁。这一系列宏观筹划，体现了王安石清晰的改革思路、策略、路径、方法和目的。而对于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囿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和知识界的认知程度，不可能提出一个清晰的路线图，最初也只是邓小平提出了一个分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蓝图以及实现这个蓝图的基本方略，具体的改革路径采取的是顶层设计、局部试验、双轨过渡，局部试验就是地方地方试验，取得经验，全国推行，双轨过渡就是计划与市场两种体制并行。这种渐进式改革，也可称“体制外先行”的改革。古今这两种改革，前者强调指令性、一刀切、强力推行，后者强调差异性、柔性实施、给予地方充分的试验空间和创新余地。 

第三，历史惯性。也可理解为历史阻力。惯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传统，二是利益维护。任何一次改革，自古至今，都绕不开利益集团的阻挠。其一，反弹最激烈的往往不是中下层，而往往是上层既得利益集团。商鞅变法开始时就遭到了强大的内部阻力，特别是一些旧贵族的强烈抗拒，太子明知故犯，商鞅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储君，不能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脸上刺字）其师公孙贾”，从此，再也无人敢公开对抗新法。其二，对官与民的利益再分割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难题。决策层的政治妥协，往往导致改革的初衷变味、难度降低、价值缩水。王安石变法最主要的一个目的，通过强力摧毁豪强巨族的经济和社会根基，重新分割社会的“利益蛋糕”。宋神宗当时认为，百姓的赋税很重，王安石则说百姓税敛不为重，“但兼并侵牟尔”。并借用荀悦（东汉史学家）的话强调了豪强兼并之害“公家之患，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兼并者能耐极大，都是“豪杰有力之人，其论议足以动士大夫”，所以摧兼并势在必行。但此时拟订的变法制度还停留在“一却因人情所便”的低层次，还没有上升到足以“操制兼并”的高度。面对豪强势力的舆论压力，神宗降低了变法的实施难度，提出以“如常平法”来抑制兼并，王安石大为失望，直言不讳地说，这只不过是毫末之变，岂能“均天下之财，使百姓无贫”。面对反对派的压力，最高决策者降低了改革期望值，神宗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使王安石的改革宏愿大打折扣。其三，价值之争往往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理性陷阱”。改革的可行性遇到思维定势和宗法传统的合理性，往往止步不前。王安石变法，到清末的康梁变法，无不是从最初的价值之辩，陷入对祖宗之法是固守，还是舍弃的“理性陷阱”。所幸的是，改革开放之初，所面临的历史惯性并不突出，使得改革得以顺利启动，但随着财富向少数人集中、阶层分划加剧，王安石当年面临的历史惯性，又历史性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因此，也就不难理解目前理论界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的客观判断。 

第四，制度设计。制度设计的先进性和保持制度创新活力，是改革的生命力所在。管仲在齐国的改革也仅仅是行政化操作，王安石变法的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的碎片化，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商鞅变法成功的根本，主要在于制度创新，变法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制度体系，更重要的是使制度法制化，这在当时的春秋列国甚至在历史上都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制度创新。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任命卫鞅为“左庶长”（秦等爵分二十级，左庶长是第十级，掌握军政大权，等同于列国的客卿），推行变法。商鞅吸取了李悝、吴起等法家变法的经验，变法从立法的角度，可以概括为“九论”：其一《田论》，立定废井田、开阡陌、田地可以买卖，建立私有财产制度。其二《赋税论》，农按田亩、工按作坊、商按交易纳税之新法。其三《农爵论》，农人力耕致富并多缴粮税者，可获国家爵位。其四《军功论》，奖励军功，严禁私斗。其五《郡县论》，建立县制，将原来的小乡邑合并，全国设为31个县。其六《连坐论》，编定户籍，实行“连坐”。其七《度量衡论》，将秦国所行之长度、重量、容器一体统一。其八《官制论》，限定各级官府官吏定员与治权。其九《齐俗论》，取缔寒食、举家同眠、妻妾人殉等等。这一套制度的创立，历时10余年，从而奠定了秦国富强的制度根基。就我们目前的改革而言，改革的过程也即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由此开始了改革的制度框架的构建。至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的总体部署，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指导改革的制度更加成熟定型。从1984年10月至2013年11月，历时近30年，才基本构建起改革的制度体系。   
   

第五，价值导向。改革的目的无外乎国富民强，而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手段达此目的，却成了一个古今争论的问题。在古代，任何先进的经济理念或金融手段都迈不过义利之辨的道德藩蓠；而今天，则是市场化改革中计划与市场的此消彼涨的长期争论。王安石当时主张“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认为社会财富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定数，而是可能通过价值创造行为来不断增加的。政府通过适当的政策来引导价值创造，就可以通过新增加的财富来满足国用，而不会增加百姓的负担。司马光反对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进而指责王安石“与民争利”，王安石辩驳称“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是政府“理财”的基本途径。 

由王安石的经济理念，联系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观念之变，比利益之争更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所走过的道路并不平坦：其一，经历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定位和再认识。中央一方面充分肯定这一体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逐步暴露了它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弊病，必须进行改革。邓小平第一次将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与发展生产力联系起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作了理论准备。其二，经历了严峻的国际和国内政治风浪考验。在“八九政治风波”中，有的人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其三，是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停滞。对于市场的大规模批判，引起了社会混乱，改革停滞，1989年经济增长速度突然掉到了4.1%，次年下滑到3.8%，改革由此停滞了4年。其四，是中央决策层于1991年进行了广泛的理论咨询和学术探讨。其五，是经历了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关键性推动。直到十四大，才最终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于此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来之不易的一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其间经过了10多年的酝酿、论证、试验、总结，最终形成全党的思想共识和全民的实践意愿。 

第六，路径依赖。改革者的初衷是另辟奚径，另启生路，但十之八九往往走不出多远，历史的惯性又将其拉回到原点。另一方面，后世对此的评价也往往有违初衷，甚至差强人意。王安石变法从最初的经济领域改革，被反对势力牵转到政治领域，变法最直接的目标首先是解决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最后之所以衍化成集中而突出的政争，关键是涉及到了对“祖宗之法”的变革，从而引发出一系列深层次反应，另一方面，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对“祖宗之法”不恰当的倚重与抬高，酿成了两宋因循保守的政风乃至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的历史惯性，在此无可抗拒的历史惯性之前，王安石变法高调登场、悄然收场，俨然是历史的必然。然而，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光芒至今犹存，于致后世的史学家发出这样的历史反思“在中国历史上，世界性的影响难以显现出来，正是王安石对西方历史进程有影响的那一面，反而使他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异端，以至于我们要向西方学习时，才发现他作为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历史价值”。 

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有它的路径依赖。就党史研究而言，这里就涉及一个热点话题：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关系。就党史研究层面而言，具体可以从3个方面深入：其一，从历史因果关系而言，改革发生在后三十年，改革的种子却孕育在前三十年。没有前三十年的实践不可能有后三十年的改革，这种实践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有教训，教训居首。后期改革开放的“历史高峰”，是前期的历史正、负面能量经过激烈发酵之后的理性回归，是所积累下来的历史正能量强力爆发的结果。 

其二，从历史整体性来看，改革又有很强的路径依赖，受到起始条件的约束，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更多的可能是一体两面，兼而有之。前后三十年是党史整体进程中的“前浪”与“后浪”的关系，相互联贯，不可分割。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从党的指导思想的历史脉络来看，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的历史性创新和发展，同时，邓小平也一直主张要恢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此外，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许多正确主张，当时没有真正落实，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真正贯彻。 

其三，从历史得失观来看，后期的巨大成功，印证了前期探索的艰辛和不易。负面经验的研究，一直是党史研究的一个盲点。适当引用反面经验，反而更可能增加历史可信度和说服力。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出，“在学习和研究党史时，不仅要看正面的经验，也要十分重视反面经验”。如果没有前29年（自建国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29年）的成就为基础，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更高的成就；如果没有前29年的经验，就不可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走上正确的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正是吸取了前29年的好经验，也取鉴于前29年的反面经验，深刻地而不是肤浅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总结了以往犯错误的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才得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作者单位：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