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针对“两个凡事”的错误观点，《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重要文章，全党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有了很大解放，敢说真话，敢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作理智的思考。由此，很多群众对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要求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改革的呼声已经浮出水面。 

然而，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云南省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却无动于衷，抱着“等一等、看一看”的态度，既不领导全面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也不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更无心带领全省各族人民实行改革。生产资料高度集中，实行绝对平均分配，破坏生产力，经济发展不起来，群众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境况。 

1980年，我担任文山州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当时，因为“文化大革命”对“三自一包”已连续批判了十年，刚刚粉碎“四人帮”也还没有几年，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但在云南由于真理标准讨论一开始就没有彻底深入开展，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还来不及理顺，意识形态尚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农村迫切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多数领导人还在持徘徊观望的态度。我们文山州边境一线县的群众普遍吃不饱肚子，很多人冒着风险偷越国境，到越南买粮，造成严重的不良政治影响，被当时国家主席李先念同志点名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局势逼人，我们州委领导不得不“铤而走险”。文山州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由州委书记张曙光以检查身体为名，赴京向胡耀邦总书汇报请示，要求实行农村改革，得到耀邦同志“可以试一试”的指示。有了“可以试一试”的尚方宝剑，文山州立即掀起了农村改革热潮。先从麻粟坡县开始，不到两个月，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重点的农村改革热潮很快就蔓延到马关、广南、富宁等县，可谓势如破竹。这样一来，惹出了大祸，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不同场合点名批评“文山政策乱”，有的县委书记也急了，大骂州委“你们这样搞，出了问题，我们不负责”。这是党内一场坚持改革与维护“两个凡是”的激烈斗争。 

面对上压下顶的复杂情况，我们州委夹在中间“横眉冷对”，坚持改革。根据州委书记张曙光同志的授意，我不惧“脱下乌纱帽”，决心下一步险棋，深入到地处边境一线的麻栗坡县董干公社调查研究，以回答农村改革是不是搞乱了政策的问题。 

董干是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较大的一个公社，有297个生产队，4832户，27545人。自然条件差，山势既高又陡，52.6%的耕地挂在石旮旯的陡坡上，耕作十分困难。海拔高、日照短、气温低、素称“冷董干”。由于历史原因，苗、汉、壮三族（苗族人口占72.3%），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文化素质十分低下。如马林大队共34个生产队，其中苗族队25个，在苗族队中有12个队连一个高小毕业生也没有，经营管理水平十分低下。其中第二生产队是苗族队，只有5户人家，会计仅读过初小二年级，算盘不会使，加法搬指头，乘法算不来，除法更不懂，生产计划不会搞，收益分配搞不成，只好用箩筐装着，我一箩、你一箩、他一箩地平均分配。耕作粗放，30多年来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贫困，长期靠国家回销粮过日子。在“四害”。“四害”即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 横行期间，该大队部分社员曾到国外买粮吃，1977年交售公余粮5万斤，国家拨回销粮36万斤；1978年交售公余粮1万斤，1979年、1980年两年公余粮抹了光头，还要国家给14万斤的回销粮。 

对这些自然条件差，又具有民族、边境等特殊情况的地区，如何从实际出发，发展生产，改变落后面貌的问题，过去党和国家曾经从政策上采取了一些特殊的扶持措施。如1963年曾划了22个挂钩组，12家挂钩户，并初见成效。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资本主义，批判了10年，强迫并队，仅马林大队就被强迫由33个生产队并为22个生产队，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公社党委和各大队党支部，解放思想，顺应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实行农村改革。1980年初，他们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将部分或全部耕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以产定工，超产奖励，统一分配的办法。实施结果，全公社10%至50%的耕地实行联产承包的有78个队，50%至90%的耕地实行联产承包的有73个队，全部耕地实行联产承包的有146个队，合计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耕地面积共25794亩，占全公社总耕地面积的76.4%。 

这样一搞，消息很快传出，波及到马关、西畴、富宁、广南等县，震动极大，众论纷纭。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政策好，马林大队社员张凤莲说：“早这样搞，就不会要国家供应粮食了。政策嘛，不要翻来覆去的，照现在这个政策办，哪里会搞得没有吃的!”也有少数人说：“倒退了”、“走偏方向了”、“这样搞下去不得了”！这些议论，谁是谁非，要求我们毫不迟疑地作出回答，否则就会贻误时机。 

我认为，多数人的意见是对的，必须坚决予以支持。因为这样做适合于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群众的本质要求和愿望，能够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积极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根据在哪里?当时我认为至少有四条：一是真正做到了精耕细作。承包后地挖得深，土敲得细，石头拣得干净，“十年学大寨不如今年3个月搬的石头多”。还搞了合理密植，挖大瓜塘，满栽满塘。二是合理使用化肥，多施农家肥。当年第一季度全公社己施用化肥84万斤，比头年同期施用量增加14.3%。马林大队马林一队1979年实用化肥50包，1980年27户人家，平均每户买了5包化肥，共135包，有的户多达10包，有的还卖了鸡，准备再买几包化肥，作追肥用。全公社还计划积农家肥1亿斤，上半年就已完成9010万斤，比上年全年完成数增加了52.2%。三是积极推广使用优良品种。不仅集体积极地推广优良品种，而且私人也积极使用优良品种。马林大队推广良种2357亩，占总耕地面积的71%，比上年的840亩增加了近3倍。玉米良种笼陶二号已经成为当家品种。马林大队党支部书记陶声明家，承包耕地4亩，定产1400斤，为多增产多得奖励粮，全部点种良种包谷。四是生产工具有了很大改变。这个公社过去使用的生产工具一般只有“刮锄”和“挖耳锄”两种，30年来基本没有改变，地越刮越浅，越种越窄，而实行联产承包的当年就买了钢锄、条锄、撬杆、大锤和十字镐。群众说：“过去出工带的是毛线、鞋底和扑克，现在出工带的是钢锄、撬杆加大锤，碰着石头撬杆撬，碰着硬土条锄挖，土越挖越深，地越种越宽了，不怕旮旯土地瘦，只要政策对了头，一块石头也能榨出4两油。”说得多好啊!要是坐在那里听一听，站在那里看一看，都会受到鼓舞的，甚至还会卷起衣袖投入到群众行列，同他们一起干。 

建国之初的土地改革时，农民分得了土地，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积极性迸发出来，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的解放，生产有很大发展，生活有了很大改善，欢呼党的政策好，社会主义好。后来，由于“左”的影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割“资本主义尾巴”，搞“一大二公”，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走向了崩溃的边沿，人民生活又处于十分贫困的境地。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力又得到了解放，生产发展有了希望，群众怎么不积极起来呢? 

当时，我就反复思考，作为党的领导干部，对群众的这种积极性，这种热忱，应该抱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一个原则问题。董干公社的大胆实践，是应该称赞的。我很赞赏他们这种不怕丢盔弃甲的改革精神，予以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同时，我还通过深入调查后大胆提出了应该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思想认识上的一些问题 

1、差别与两级分化问题。有的同志把经济上的差别与两级分化混为一谈，认为差别就是分化，分化表现为差别。他们从这一论点出发，臆造出一种因果关系来，说什么差别是分化的原因，而分化则是差别的结果。他们不懂得经济收入上的差别是在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下出现的正常现象，而两级分化是剥削的情况下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消灭剥削，消除差别，实现共同富裕。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加之自然条件差异、科学文化素质高低不同的因素，这种经济上差别的消除是需要时间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实现。然而，即使经济上的差别消除了，各人所得的价值不可能是绝对均衡的，差别是绝对的，均衡是相对的。差别是分化观点产生的原因，一是长期吃“大锅饭”，搞平均分配所带来的影响；二是“左”的残余思想在作怪。持这种片面观点的，主要不是基层干部，更不是群众，而是相当的领导同志，这就值得引起高度重视了。 

2、包产到户与分田单干问题。有的同志把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混为一谈，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分田单干，力主“赶快纠偏”、“不纠正，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了”，他们的意见是“宁可减点产，也不可包产到户”。这种意见和“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谬论很是相似。“四人帮”的流毒不彻底清除，对我们指导思想的影响就不可低估。当然，包产到户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引导不得法，也会产生一些问题。但不可怕，只要加强领导，因势利导，把生产搞上去，粮食上去了，有饭吃了，问题是容易解决的。首先是思想上必须明确，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是有原则区别的，它是群众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生产责任制的一种新的组织模式，适合于现阶段农村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种生产责任制，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有的生产队还有一定的生产投资，如由生产队统一购买化肥给社员，集体出种子等等。我坚持支持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3、怕政策变。实行包产到户，群众拍手欢迎，但又担心这样的好政策维持时间不长。马林大队寨上生产队陶兴莱说：“我18岁当队长到现在，46岁了，运动又多，翻来覆去的，一年一个样，群众就怕政策变，基层干部更怕”。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基层干部还没有什么思想武器，说不明道理。按照自己的理解，我边调查边作解释：“只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保证按劳分配，采取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是不会变的。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变不变，要由社员群众大家讨论决定。政策是由形势决定的，随着形势的发展，只会变得更好，不会变坏”。群众听懂了，放心了。 

4、怕不合方向。这种思想主要来自干部，他们一方面拥护现行的农村政策，另一方面又怕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因为挨整够了。普弄大队普弄上队的队委委员李朝阳说：“今年这样搞包产到户，好是好，但不知路子对不对”。这种自相矛盾的思想，原因是过去挨整够了。必须加强政策宣传，认真解决认识问题。 

二、政策上的几个问题 

1、干部怎样加强领导的问题。制定生产责任制以后，有的干部认为不需要队干部了，不抓工作，会也不来开。特别是分组作业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反映比较突出。这个问题除了通过教育提高认识外，误工补贴是应该解决的。但解决办法，不能由上面统一规定一个标准，搞一刀切，而应该由各生产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由社员群众和干部共同讨论决定。有一些生产队已经自行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有的采取由队里派工帮助，有的提粮补贴等。 

2、包产到户，超产部分奖多少？有的搞部分奖，有的搞全奖。这两种办法，我认为只要群众同意，采取哪种办法都可以。总之有一条，超额完成了承包任务，就是要奖，要鼓励，要兑现我们的承诺。 

3、分配方案要早抓。政策放宽些并不可怕，只要群众搞得有饭吃，能够有吹糠见米的效果就干。早抓分配方案，搞出个早知道来。一开始就抓统一核算，统一分配，不仅群众的积极性不会被挫伤，而且既坚持按劳分配，集体所有，又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4、把挖掘出来的劳动潜力安排使用好，使其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董干公社采取各种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以后，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地调动了起来。过去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10天才干完的活，现在3天就干完了，挖掘出7天的劳动力潜力，质量很好。有的生产队由于土地少，加之社员劳动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农活干完后，感到没事干，宣布休息一个星期。因而，应该研究把挖掘出来的劳动力安排使用好，有的可以组织起来搞副业、造林；有的可以每家每户自己想办法，多找门路，搞收入。 

通过调查，我的结论是：农村改革势在必行。这个“势”就是各族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谁也阻挡不了。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春风必将席卷整个红土高原。这是历史的潮流，是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挡的。 

此后，在掌握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我冒着丢“乌纱帽”的风险，大胆地以“农村改革势在必行”为题，写了调查报告，呈报州委。州委对调查报告高度重视，专门召开州委常委会议进行讨论。出席会议的同志一致表示同意这个报告，决定印发全州，并上报省委。 

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看了这份报告，还是不放心，又派时任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的梁林为组长的工作组到文山州进行调查。工作组作风十分深入，既耐心地倾听基层干部的汇报，又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亲眼目睹群众的生产生活变化情况和新的精神面貌。工作组最后对文山州的农村改革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表示坚决支持。 

风波平息了，文山州农村改革的热潮由此也一浪高过一浪地掀起来，势不可挡，迅速覆盖了全州的每一个角落。一直困扰边疆少数民族的吃饭问题也得到了解决。短短几年，文山州农村面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力主推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不仅得到省委、省政府的肯定，而且也受到中央的关注。1983年3月我走上省委副书记岗位后也无时不关注文山的改革，到今天，文山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形势喜人。 

26年转眼即逝，但当年探索农村改革的艰难往事却历历在目。我的体会是，改革要敢字当头。只要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事，看准了的路子，就要大胆的试，扎实的抓，切不可瞻前顾后；更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前途命运而不顾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 

　　（作者赵廷光 系中共云南省委原副书记     省委党史研究室二处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