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泽飞

1969年，我初中毕业就报名上山下乡当知青，但因家庭出身问题，报名去黑龙江和江西都没被批准，这使我非常伤心。云南生产建设兵来上海招知青，我又报名。当时，云南在上海人心目中还是那么的遥远和陌生，彩云之南，万绿之宗的美名远不像现在这样为人所知。但我想，既然云南欢迎我，我就不能放弃。我母亲知到后被吓哭了，毕竟我才16岁，这简直是要她的命。所以她极力反对，把户口本藏了起来。但我是铁了心的，花一整天在家里翻找，在三门柜顶上，终于找到户口本，迁出了户口。母亲下班回来知道后，伤心得差点昏过去，只知道紧紧地抱着我痛哭，我似乎也体味着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边疆的遥远还是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火车上坐了3天3夜的硬板凳，到昆明休整一天多，又坐了5天带拖斗的军用卡车才到达西双版纳的勐腊县。我以为，这就是目的地了，还有点暗自庆幸。但我们又坐上拖拉机，沿着颠簸的土路经过勐捧区，继续行走在更加颠簸的土路上，当地人指着远处高山上的树林对我们说：“看，那些就是中国和老挝边境的树。"啊！我已经来到了中老边境？

我们住的茅草房就像粗糙的鸟窝一样搭建在荒山野林里。晴天，“一线天"的光亮替代窗户；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床，是四根树桩插在土里，铺上毛竹就成了，吃的是包谷饭，一个月吃不上一次肉，吃得最多的是一道我们自己命名的“九(韭)菜一汤”，就是烧开一锅水，放入盐巴和一把切碎的韭菜叶子就成。我们还得每天上山去垦荒，把山坡挖成梯田，种上橡胶树。由于长期超负荷劳动，营养又不够，我时常感到饥饿难忍，体力不支，曾两次在山上晕倒。    

那些日子，晨起望星，夜来问月，前途茫茫。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床铺下的一只床脚上竟然长出了鲜活的树叶，这使我内心受到强烈的震撼！看着这根死而复活的“床脚"，我泪流满面，生命真的是太伟大了！激情像潮水一样在我的内心深处涌动：由于家庭出身关系，东北第一线的黑龙江和革命圣地的江西，都拒绝了我接受再教育和奉献青春的请求。只有云南，像母亲一样张开宽厚博大的胸怀，毫不嫌弃地接纳了我这个处处遭到嫌弃的孩子。云南将是我生命的沃土！我决心要像枯干了还能起死回生的树桩一样，扎根在这片沃土，汲取她的乳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每天早晨，总是第一个起床，清扫房间卫生，为大家从井里打好生活用水，作好出工前的准备。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很快就熟睡过去，我同样精疲力竭，但还是点起了煤油灯，在大家的鼾声中读书学习，硬把高中课程自学完。我的劳动在连队也是最出色的，年年都被评为先进，1974年还出席了西双版纳州的先代会。

1974年，我被推荐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上学，但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入学资格被取消了。这对一个在奋进中盼望求学深造的人来说，真可谓是晴天霹雳。但想到身边的群众和组织都推荐了自己，说明我的努力还是得到承认的，我又咬紧牙关继续拼搏。事情都会有两面性，坏事有时也能变为好事。家庭出身问题使我没上成学，但组织上就认真地到上海进行外调，搞清楚了我父亲是个爱国的资本家。1975年我也就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我深深地感到：只有在磨难中练就坚强意志的人才能获取成功的通行证。我总认为：是艰难的知青生活磨练了我的决心和意志，是那段平凡而艰辛的日子造就了我，是知青生活把我磨练成一个硬汉，磨练出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意志品质，知青生活是我人生的一块基石。1975年9月，我终于走进了云南大学，并百倍千倍地珍惜这种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毕业后留校，后来从事过多种岗位和行业，1996年还荣获“云南省杰出青年企业家”称号。在发展旅游文化产业中也作出过突出贡献，到云南省文化厅担任了相关领导职务。

　　                                 （省委党史研究室    贺光辉供稿)